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是促进居民消费平等化.docVIP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目标是促进居民消费平等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确了各级财政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尽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但我国理论界并未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论著中也未发现有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系统论述。由于公共服务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紧密相联，因此它不是单纯的财政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公共服务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同时又是政治问题。 公共服务的内涵 随着近年来我国GDP的快速增长，财政收入规模迅速扩大，居民收入、财富也在不断增加，导致了不同居民群体间的收入、财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并最终体现在消费能力和水平的差距上。居民财富差距是存量意义上的，是指一定时期内获取或可支配收入在特定主体之间的差距；消费差距是效用意义上的，是指产品、劳务消费水平和质量在特定主体之间的差距，如人们在享有食品、保健、住房、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拉平这三种差距，还必将长期客观存在。但如果听任这些差距发展下去，必须会损害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因此，政府有责任把这种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同时，政府调节三种差距的重点应放在消费差距上，尽可能缩小消费差距，以使消费差距控制在社会正义和公平要求的范围之内。把调节点放在消费上，既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消费公平，同时又保留了市场效率机制所要求的财富、收入差距，以此形成鼓励，避免公平与效率的正面冲突和矛盾。 目前，对公共服务内涵的解释五花八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准确的定义。从上述居民收入、财富、消费三者逻辑关系的分析上看，政府公共服务的内涵是指政府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为促进居民基本消费的平等化，通过分担居民消费风险而进行的一系列公共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核心，劳动受资本分配，市场运行的结果必然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包括财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尽管有很多理论主张政府通过累进的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手段对此加以调节，以减少经济不平等，但从长期和动态来观察，政府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干预成效不大，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最终的决定者。虽然政府对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难以有效干预，但对消费的不平等却可以有效干预。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分担公众的消费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就是促进消费平等化。此外，政府支出结构不断地向教育、医疗等公共消费方面倾向，实际上就是为了弥补私人消费的不平等。 从这个视角来看，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分担居民消费风险，实际上涵盖了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譬如教育，如果按公共产品的定义，它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属于私人产品，应由私人来办。有些国家就是将此列为私人产品，如荷兰的教育就是以私立学校为主，但教育质量却与以公立为主的国家不相上下。可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能用“公共产品”这个概念来涵盖。公共服务的目标是分担居民消费风险，以避免公共风险的扩散，最终目标是促进消费的平等化，也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部分切断财富、收入与消费的因果关系，阻止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效应继续向消费领域蔓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设计理念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一种要求，而是各级政府都恪守的价值观，并应成为各级政府的行政理念。在推动各项改革时，都应围绕基本消费平等化这个公共服务的目标来考虑，防止为提供公共服务而提供公共服务，把公共服务这个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实现均等化，看起来简单，落到实处却很难。中国是大国，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成因复杂，地区间差异、差距很大，决定了在我国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中长期目标，或者说是一种趋势，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 均等化的本质是通过某一个层面的结果平等来达到机会的均等。例如通过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结果平等），使各地居民的消费风险处于同等水平，从而使居民消费水平趋于均等化有同样的条件和机会。但很显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强迫公众接受均等的结果，而是让公众自由选择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即人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如基础教育，有钱人可以放弃，送孩子到收费高的私立学校就读。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不是限定于各个区域的特定群体，而是以自由流动为基础的。例如，政府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就不能将其锁定在农村，以固化的城乡居民群体来追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那样，即使让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达到城市水平，农民也未必会满意，因为那样做，农民就失去了进城工作和生活并变为城市居民的权利。政府在设计均等化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路径和方案选择 由于存在消费不平等导致的公共风险有扩大的趋势，中央才明确提出了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