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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人体器官现象之刑法学思考 　　[摘要]随着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人体器官买卖现象日益严重。文章通过对当前我国人体器官买卖现状分析，梳理出现有法律对买卖人体器官行为的规制，同时就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适用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最后提出一些完善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人体器官；买卖；组织；单位犯罪 　　一、我国关于买卖人体器官行为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人体器官买卖现状分析 　　2014年8月20日，北京市一中院对迄今为止我国被公诉的最大一起贩卖人体器官案作出终审判决，揭开了隐秘的贩肾交易链条：从网上招募供体，圈养供体，取肾、异地运输、移植，该犯罪团伙组织者郑伟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其他人则分别获3年半至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该案中，涉及51枚肾脏器官、1034万余元赃款，包括组织者、中介、医护在内的15名被告人。类似于上述人体器官买卖的交易在我国其他地方也是层出不穷，据笔者分析，人体器官非法买卖之所以有市场，不外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随着社会商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人体器官移植也逐步走向商业化趋势。正是地下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利益空间诱惑，使不少不法分子走上了铤而走险的不归路。这是催生当前人体器官买卖交易现象持续稳定出现的动力因素。其次，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率低，器官捐赠的相关制度也不尽合理，面对巨大的人体器官受用人群而言存在巨大的缺口。当正常合法的渠道无法实现和满足这一要求时，急需人体器官移植的患者及家属就不免出现“走捷径”的现象，这为人体器官黑市的存在奠定了基础。最后，就是当前法律对于人体器官黑市交易的惩戒缺乏有力的威慑功能。正是基于人体器官买卖存在的前提是以牺牲供体的生命健康为代价的，故全世界都禁止活体器官的买卖。 　　（二）我国现有法律对买卖人体器官行为的规制 　　对于人体器官的买卖的规制，我国立法相对落后。随着人体器官买卖现象的频现及其产生后果严重性的进一步加深，各地方在20世纪初期相继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2007年，国务院颁布并实施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并规定了相应的行政责任。但是该条例毕竟只是行政法规，打击力度捉襟见肘。与此同时，刑法上故意伤害等罪名又无法完全评价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出现买卖人体器官行为社会危害性日益加剧，但又无相应罪名可适用的尴尬局面。针对这一问题，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特意增设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规定：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此，买卖人体器官中社会危害性最大的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得到了刑法的规制。 　　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适用及存在的问题 　　（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以一项新的罪名，即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做出规制。正确适用本罪名，需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简单罪状，本罪名为行为犯，只要实施该行为即构成犯罪并即遂，不需要有损害结果的发生。 　　其次，在本条中出现的“他人”一词，当然无可争议地指向了人体器官移植中的供体，即该买卖行为中的卖方。而供体即包括器官的提供者本人及其近亲属，也包括合法占有捐献器官的医疗机构和有关人员。此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和精神病患者是否属于该条规制中“他人”的范围之内？有学者提出，由于法律规定上述两类人不能作为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因而对于组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和精神病患者进行人体器官买卖则不属于“他人”的界定范围@。笔者认为该观点较为妥当。《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摘取未成年人的器官的，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理由为未成人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不能作出有效的承诺。虽然《刑法修正案（八）》未对摘取精神病患者作出类似规定，但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发作期间，因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而无法做出有效承诺，其情形与未成年人一样，因此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摘取其器官的，也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 　　第三，刑法打击的是组织行为，而非单纯出卖行为。法律之所以打击人体器官买卖过程中的“组织行为”，是因为这一行为具有将分散因素加以系统化和整体化的聚合功能，这一行为本身处于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的关键点，其催化了人体器官作为商品流通于社会，对公民身体健康权带来严重威胁，故刑法对“组织”这一行为进行打击。 　　（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适用存在的问题梳理 　　《刑法修正案（八）》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违法行为上升到犯罪的高度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