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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疑难案例分析研究 　　【摘要】在办理醉酒驾驶案件时，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应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出发，客观上要求行为人驾驶的必须是属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规定的机动车种类，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驾驶的是机动车，当行为人辩称不知道自己驾驶的是机动车时，原则上可以适用刑事推定原则，但是当行为人进行有效反驳，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时，应当根据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认定行为人无主观犯意。 　　【关键词】超标助力车 行政犯 解释论 刑事推定 　　一、在办理酒驾案件中存在的实务问题 　　自2011年酒驾入刑以来，行为人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犯罪行为成为我国侦查机关、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随着危险驾驶案件的增多，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部分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争议，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犯罪，由于危险驾驶案件是司法办案中的常见犯罪，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以梳理、研究。 　　（一）关于行为人在醉酒后驾驶超标燃油助力车在道路上行驶能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行为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就客观行为而言，要求行为人驾驶的交通工具是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由于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超标燃油助力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在现实生活中醉酒驾驶超标燃油助力车的现象颇多，因此在刑事实务中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存在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超标燃油助力车应作为机动车来处理，应严厉打击醉酒驾驶超标燃油助力车的现象，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法规并未规定超标燃油助力车属于机动车范畴，不应将该类案件作为危险驾驶案件来处理。 　　（二）关于行为人辩称主观不明知自己驾驶的是摩托车的问题 　　在办理醉酒驾驶案件时，部分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人虽然在案发后被查获酒精含量超标，但辩称自己在主观上不知道驾驶的是摩托车，以为是超标燃油助力车，并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存在行为人不明知是摩托车的可能。对于行为人的辩解理由是否成立、能否认定行为人构成危险驾驶罪，在实务处理中也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既然有证据证明存在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未认识到其驾驶的是摩托车的可能，而超标燃油助力车不是机动车，因此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超标燃油助力车仍属于机动车范畴，因此行为人存在主观犯意，因此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二、观点争鸣 　　1.关于超标燃油助力车能否被认定为机动车 　　一种观点认为，超标燃油助力车应当被认定为机动车，理由如下：从实质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应认定超标燃油助力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对刑法中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该坚持实质解释论，即“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而不能仅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1]“某种行为并不处于刑法用语的核心含义之内，但具有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时，应当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刑法用语作扩大解释”[2]。刑法设立危险驾驶罪为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安全不受侵犯、正常交通秩序不被破坏，而现实生活中违反交通法规驾驶超标燃油助力车，导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对驾驶超标燃油助力车的行为，具有给予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将机动车扩大解释为包括超标燃油助力车，并未超过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既然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应做扩大解释，则行为人关于主观上认为自己驾驶的是超标助力车的辩解当然不影响对其的定罪量刑。 　　另一种观点认为超标燃油助力车不应被认定为机动车，笔者赞同此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醉酒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行为属于行政犯，而非自然犯。行政犯和自然犯的区别在于，“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行为人根据社区一般的价值标准都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有危害性的――无论其认识到的危害性大小程度及具体性质是否与刑法的评价相一致。就杀人、放火、伤害、抢劫、盗窃等自然犯而言，行为人根据一般的伦理道德规范就能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3]，与之相反的是，行政犯并不是普通民众能够凭借一般伦理道德规范或者常识、常理、常情就能直接进行入罪的判断，而只有以立法手段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在法律颁布之后方能让普通民众具备对行政犯的违法性认识，易言之，自然犯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均能为普通民众认识到是违法犯罪行为，而法定犯是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背景下作为犯罪行为被刑法所规定的。醉驾行为并非违反一般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而是在21世纪以来，我国机动车数量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