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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两位女作家笔下的世俗和人性 　　【摘要】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都立足于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由此指向人的生存困境等普遍性内容。但二者的书写不尽相同。张爱玲的小说赋予生命一种挥之不去的“苍凉”的人生基调，她把英雄和诗情彻底地消解了，代之以切切实实地对实惠的市井生活的享受和沉迷。安忆则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上海人的世界观都是潜心关注的，她更多地是上海的观察者和寻找者。 　　【关键词】张爱玲 王安亿 世俗 人性 　　一、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及人性 　　张爱玲自称是一个 “世俗的人”，她笔下展现的是一个世俗上海。她对琐细日常生活的好奇和喜悦，是建立在看透人生的无望的悲世基础上的，她的思想始终处在“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的危机中，所以她必须抓住上海老房子、上海的日常生活，因为只有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 　　在关于人性、人类“真相”的认识上，张爱玲的分析像她在《烬余录》中所谈，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对她有切身、剧烈的影响，她坚信，人性“去掉一些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 　　张爱玲抓住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大变动给一部分人带来的生存困难和精神恐慌，从而形成她的小说的总体特征：乱世里生存的挣扎和人性的裂变。在局势不定和战乱不断的时代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为了获得物质生存的条件，对金钱的追求几乎到达变态的程度。如被夏志清先生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还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她们因守护金钱，压抑了自己的情感本能，背叛了破落贵族世家的道德教养，导致人性变态。张爱玲的人物形态基本上都没有对形而上的价值理想的追求，即使有这样的追求，也是作为反证，或者说为了消解这些价值理想而存在的，比如《色?戒》中的王佳芝，她本是为了革命这个神圣的目标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去引诱易先生，可没想到在易先生为她买钻戒的时候，她有所感动而改变初衷，为易先生报警，破环了革命计划，也丢失了自己的生命，暴露了她世俗人的本质。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更多集中了自私与虚伪，残暴与懦弱等人性中的劣根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当娇蕊要和丈夫离婚，他的第一反映是立即往外跑。他同一个正好适合做他妻子但他不爱的女子结婚后，他宿娼、砸东西、打妻子。张爱玲掀开他懦弱、虚伪、自私的真面目。《金锁记》里的季泽在七巧面前并非不动心，但他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怕躲不掉，踢不开。可见季泽在“道貌岸然”的背后，是一种深层自私心理作怪。即使像《十八春》里的沈世钧那样纯朴的男性，张爱玲对他批判的也入木三分。他对曼桢一往情深，却在父母的压力下辞掉工作离开她，世钧也是懦弱的。 　　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及人性 　　与张爱玲相同的是，王安忆在城市题材的小说中有意回避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这样的创作取向取决于她独特的历史观：“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同张爱玲一样，王安亿作品中找不到宏大叙事的影子，她的笔下是上海弄堂飞过的鸽子，是日常生活，是平凡事态。王安忆看重的是时代风云的底色和历史变故的根基，看重的是民间市井的细密韧劲，这和张爱玲所常说的人生的“底子”有很大的相似性，“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 　　同张爱玲一样，王安忆也写出不逊色于张爱玲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写王琦瑶、妹头、奶奶、富萍等上海人的日常世俗生活，表达她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特征的理解。王安忆对上海和人性的关注体现在描写人们的世俗生活中。《长恨歌》用大量笔墨描绘了王琦瑶日常起居及细碎心绪上，王安忆表现出了对琐碎生活的兴趣和耐心。书中写康明逊和王琦瑶的情感纠葛，是《倾城之恋》中故事的延续，名字不同，生活年代不同，但是男女主人翁的情感路程同归结为：“这一对男女，一样的孤独、无聊、没前途，相互之间不乏吸引，还有着一点真实的同情，是为着长远的利益而隔开，其实不妨抓住眼前的欢爱。”这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故事同出而异名，都是写时代的无常，只求当下安稳。王安忆继张爱玲之后，依然写着大都市小人物的传奇，这些传奇故事通常都在爱恨情愁、饮食男女中的普通市民中上演。 　　三、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世俗和人性的不同 　　张爱玲、王安忆都通过写世俗上海，写出复杂的人性，并由此指向人的生存困境等普遍性内容。但笔者认为，二者的书写并不尽相同。张爱玲的小说赋予生命一种挥之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