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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 　　据说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了，许多学者对“传播学”有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到底传播学在中国走对了路，还是走错了路，下一步何去何从？其实，不仅中国学界对于传播学有认同危机，国际传播学界对这个学科也有认同危机。我提到传播学“引进”中国是很关键的，因为传播学不是继承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而是从外国全新介绍进来的。有学者批评大陆的社会科学一味追求“全盘西化”。我们一方面要“引进”西方学术，一方面又要批评“全盘西化”，怎么办？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先要钻进去学人家，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能攀登另一个高度，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仿佛是老生常谈，但所有尝过为学甘苦的人都知道需要花费格外的心血。 　　不管在内地或在台湾，常常有人问我，传播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广义来说，如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那些文化学者认为媒介是社会生活斗争的场域（site of struggle），里面有各种势力和观点在折冲樽俎，在合作、竞争和对话中建构象征意义。如果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的边界（boundary），有一组基本问题，有一套特殊语言乃至看世界的方法，那么这样的“场域”显然企图贯通各领域，算不算是一个性质特殊的“传播学科”呢？ 　　本文无意作地毯式的文献扫描，这里要提供的是一张路线图，首先从字源探索广义的“沟通”与狭义的“传播”之间的关系，叙述早年在“统一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