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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改革逻辑与路径 　　必须调整长期以来对“保供给”“保收益”目标二位一体、不加区分的做法，优化政策功能配置，按照“桥归桥”、“路归路”的原则，对两个目标分而治之 　　玉米临储库存达2.5亿吨，稻谷最低收购价库存近1亿吨。2012年以来，我国粮食临储库存迅速累积，目前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日益严重的粮食高库存、进口激增等问题，凸显了改革临储等粮价政策的紧迫性。 粮食高库存隐忧 　　目前我国的粮食高库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包括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在内的粮食政策连续高强度刺激、促进粮食连年增产密切相关，也与人民币汇率调整、全球粮价走低等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对粮食贸易和消费需求的深刻影响直接相连。 　　近几年连续大幅度提高临储价格和最低收购价所形成的市场扭曲机制，全面颠覆国内粮食市场体系和价格关系，是形成粮食高库存的根本原因。如玉米，导致其高库存的成因中，均以临储政策的市场扭曲为逻辑主线： 　　临储价格“大步快走”，刺激玉米全局性增产。据统计，2008年-2014年期间，全国玉米面积扩大24%、产量增加30%。2012年，玉米超越稻谷，总产量突破2亿吨，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品种。 　　临储提价导致国内外玉米价格倒挂，推动玉米替代品、副产品及下游产品进口激增，形成“国外粮食入市，国产玉米入库”的局面。近年来，在美国燃料乙醇增速放缓、受前期高价刺激玉米产能扩张，加之美元走强，国际玉米市场从2012年下半年进入新一轮价格低迷的背景下，我国却连续提高玉米临储价格，导致国内外玉米价格倒挂，价差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受国内玉米高价影响，肉类产品和青霉素等玉米深加工产品生产成本抬升，由过去的出口逆转为进口，既挤压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内玉米消费。 　　消费不旺、出口受阻导致玉米有效需求低迷，加剧国内库存压力。由于国内价格大幅高于国际价格，国内玉米根本不具备出口竞争力，无法通过出口渠道消解库存。显然，粮价政策改革的倒逼机制早已形成。 　　2016年3月底，国家宣布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这意味着实施了八年的临时收储政策即将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收购”。 　　进一步看，目前我国粮价政策改革不仅具有倒逼机制，而且在国内外宏观环境上，具备推进粮价政策改革的有利条件，是全面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 　　一是国内库存充足、全球粮食供求关系宽松，为改革临储等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足够的回旋空间。 　　二是具有稳定的粮食产能基础，这是推进粮价政策改革的根本保障。产能在，粮食就在。若主要品种出现供需结构失衡，即使库存已经消化，只要采取一定的刺激措施，粮食产能就能够转化为实际生产，也能确保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三是已经形成改革共识和预期。近几年临储政策对粮食产业影响深远，各方面早已期待国家改革这项政策。2015年临储价格调低以来，各类市场主体已对粮价政策改革达成共识，且普遍认为玉米临储价格调整还未到位，对今后国家政策进一步调整形成预期。 　　四是2014年以来对大豆、棉花实行的目标价格补贴改革试点，探索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为新一轮粮价政策改革积累了难得的操作经验和实践基础。 粮价改革逻辑 　　解决粮食高库存问题，不能仅仅限于采取某些消化某个单一粮食品种库存的专项措施，而是要系统谋划、顶层设计政策改革方案，从根本上消除库存形成机制。 　　从改革的逻辑看，关键在于必须纠正价格支持政策对各粮食品种价格的过度干预，消除市场扭曲机制，建立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为什么改革难以推进？究其实质，是因为最低收购价、临储等粮价政策，目标多重、功能错位，既要保障粮食有效供给（即“保供给”），也要保护农民种粮利益（即“保收益”）；形成的利益关系复杂，既关乎粮食安全等国家利益，也涉及地方政府、粮食产业和农业生产者多重利益，但财政成本全部由中央负担。 　　若退出临储等价格支持政策，必然会导致一系列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冲突，引发对政策改革的疑虑。尤其是，相对直接补贴等政策工具而言，粮价支持政策具有操作简单、受益直接、效果明显等特征，多年实施价格支持政策，已经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因此，退出临储改革等，容易引发对“保供给”“保收益”以及农民种粮积极性谁来保护等担忧。 　　“保供给”“保收益”是我国包括粮价支持措施在内的全部农业政策的两个基本目标。在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国内价格低于国际市场时，若施策得当，两个目标可同时得到兼顾，反之，两者将相互冲突。 　　OECD的研究表明，与差价补贴、投入品补贴、面积补贴等政策措施相比，价格支持对农民的收入转移效率最低。 　　推进粮价政策改革，必须调整长期以来对“保供给”“保收益”目标二位一体、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