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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中的民国经济思想 　　摘要：民国时期中国海外留学生积极吸纳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成就，进行全新的学术建构，创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学术体系，彰显了学术的独立性与生命力。其中，留学生在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三个方面甚至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辉煌学术成就，影响了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 　　关键词：民国时期；留学生；学术建构；学术体系；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发展经济学；民国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3-0119-11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农耕文明成就。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农耕经济思想也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自17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步入下行的轨迹。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相互激荡，开创了现代工商文明新时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崛兴。随着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亦发生逆向转移：从东学西渐转向西学东渐。从此，中国开始脱离农耕经济思想运行故道，转向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向的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新途。 　　在中国近代百年（1840～1949）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中，前半个世纪把重点放在器物与制度层面，直到20世纪初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包括学习西方经济学才开始全面起步。民国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先行者开始新的学术建构，开始创造现代经济学学术体系。由于受各种条件特别是研究资料的限制，以往的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民国时期经济学者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如财政、金融、贸易、农业、工业、合作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上，对于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的研究方面着力不多（这方面的成果大多集中于张培刚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的研究）。局限于对民国时期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的经济思想的研究难以树立中国现代经济学学术典范，难以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学学术传统。为了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必要把民国经济思想史放在世界经济思想史的背景下去观照，从世界经济思想的文明进程中把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方位，从中国近代经济学者树立学术典范、形成学术传统中找到当下中国经济学创新的源泉与动力。 　　囿于文献及目前笔者研究的进展，本文仅从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和发展经济理论三个视点管窥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者对于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一、杨汝梅的无形资产论 　　杨汝梅（1899―1985年），字众先，河北磁县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前身），因成绩名列榜首，由交通部公派赴国外留学，1921年夏前往美国留学，是该校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在美国就读于密歇根大学，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讲授《会计学》。1927年夏调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务长兼《会计学》教授。后历任光华、齐鲁、沪江等大学教授。1933年受邀担任盐务稽核总所副监理兼账务股长。1937年转任上海所得税税额审核处（隶属中央信托局）总审核。1942年到重庆，担任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简称四联总处）会计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及总行会计处处长。1949年去香港，1950年在新亚书院先后任系主任、商学院院长及会计长等职。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曾任大学商学院院长及系主任等职。后即转往浸会学院任教并担任商学院院长等职。1985年杨汝梅逝世以后，已届97岁高龄的恩师派登（W.A.Paton）教授发函致哀：“杨博士为我20年代的优秀学生，其博士论文卓越，他的逝世不仅意味着丧失了一位著名人物，也使我失去了近年来长相通信的好友”。[1]（P136-137） 　　杨汝梅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泰勒（F.M.Taylor）教授和派登（W.A.Paton）教授的精心指导下，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1927年，该论文在纽约由The Ronald Press Company出版。 　　从世界范围看，无形资产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最早论及无形资产的著作是Bithelld1882年出版的《一本计数字典》（A counting House Dictionary）。第一部系统论述无形资产问题的著作是L.R.Dicksee1897年出版的《商誉及其会计处理》（Goodwill and Its Treatment in Accounts）一书。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有关无形资产方面的问题的研究还非常不深入，特别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