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钱玄同的晚节.docVIP

也谈钱玄同的晚节 　　钱玄同先生的日记，早在十几年前就出版了影印本。我当然深知这部日记的重要价值，但当时略为翻了一下之后，一直鼓不起勇气去细看。因为它的字实在太难辨认了！钱玄同的日记从青年写到老年，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没考虑让后人来对它研究，因此常常字迹潦草得很，而且还喜欢用各种古文字 　　（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和当时尚在讨论中的汉语拼音，还用了日文、法文、德文、世界语、国际音标，甚至还有他自己生造的字！很多地方简直就像“天书”一样，看得人晕头晕脑。直到二零一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天石先生主编整理的排印本，我才得以痛痛快快地翻读。从杨先生写的前言中得知，他们的整理工作断断续续做了近二十年。又在报上看到杨先生的访谈，他戏说这是他这辈子所做的“最傻”的事。实际上，这真是一桩功德！当然，这个工作难度太大，报上已有读者指出其书中仍有误认之字 （我在阅读中也发现有认错日语字母等错处），但这些读者也都是首先高度肯定杨先生等人的功绩。 　　我是读了 《读书》 今年二月号上袁一丹的 《再说钱玄同的“晚节”》 （本刊2015年第5期曾转载），有所感而写本文的。而袁一丹和我之所以能够根据钱玄同日记来研究他的“晚节”，其实都是托杨先生和北大出版社之福！ 　　关于钱玄同的晚节，好几年前曾经有过争论。有人认为，他不过是“死得其时”，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因脑溢血逝世了，不然的话，就很可能是第二个周作人。我当时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实在太轻率，太不负责任，也不了解事实。当然后来也看到有辩驳文章，现在袁一丹的文章就讲得更清楚了。我今想再补充一点：从钱玄同日记看，他深受中华民族爱国、气节的传统教育和激励，这与周作人对比是非常鲜明的。 　　我们知道，钱玄同原名师黄，辛亥前改名夏，以示参加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革命。而抗战时从一九三八年春起，他毅然恢复几十年前的旧名钱夏，则是表示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这是他的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据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钱玄同日记，当时他还取号“忆菇”（其祖父葬于故乡菇山），并说“亦可简称‘忆翁’（思肖之字）”。可见他在抗战时期明确地以南宋爱国士人郑思肖（所南）为效仿的榜样。而这乃是他在清末参加民族革命时的基本立场，此时又赋予全新的含义（侵华日寇与中国历史上的猾夏异族，毕竟性质不同），重新起步。他的这一人生轨迹是十分清晰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语丝》 杂志第八期，钱玄同发表的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 就写道： 　　因为我那时志切光复，故于一九零七年入同盟会……因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和满廷为同样之仇视。那时做了一本 《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我这种书法底主张，出于郑思肖底 《心史》，亡友陶焕卿先生深以为然。 　　今存钱玄同日记始于乙巳年 （一九零五） 他在上海准备东渡时。此时，适逢梁启超在日本重新写序的郑思肖《心史》 在上海广智书局刚刚排印出版。钱玄同即买了一本，携至日本后认真阅读，对他影响很大。除了上面所引的他的回忆外，一九零六年一月五日钱玄同在日所作日记更可为证： 　　上午看 《心史》。余素于诗词一道性不相近，今观此编中之诗，字字血泪，言言沉痛，不觉亦触起我民族观念。文字移人之力可谓大矣！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日记中提到“郑所南正论”，就是指 《心史》 中的《古今正统大论》。可见他一直坚持民族立场： 　　清史馆送来商例七份与大兄、坚士。七人者：一逖先，一冷僧，一吴廷燮，一金兆蕃，一卢彤，一袁励准，一王桐龄，一清人常荣。除逖先及吴廷燮，咸无足取。常荣以清人为己族说法，自有回护之词。然时至今日，犹欲读“应天顺人”，“深仁厚泽”，亦大可笑矣。王桐龄狗屁不通，不伦不类，而抬头空格，誉扬建夷，甚至避去“仪”字，拟改 《仪卫志》为 《舆卫志》，而稿中“仪”字犹缺末笔作“?x”，此真是死做奴隶者，何怪其谓三皇五帝皆无其人。盖不取消自己祖宗，恐为[谓]他人父而人不要也。阅至此，愤气填胸，恨我不谙史事，否则必撰一部 《珠申史记》，用郑所南正论贬绝其僭天子之称。……不料果不出吾所料，竟有此等放屁乱谈出现，然则夷夏大防其可忽乎！ 　　一九三零年二月十三日，钱玄同记其又新买了一本梁启超作序的 《心史》： 　　下午逛厂甸，今日是阴历元宵，末日矣，故必逛之。……买了十种书。…… 《心史》，一角五分，广智印本，乙巳年在上海读书时买之，后无，今天复得之，可喜也。（此系梁任公所印，前有序―序不见于文集。） 　　一九三五年九月，北平师范大学 《教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