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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研文化构建论析 　　摘要：高等学校在从教学型大学逐步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的过程中，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几乎都将转型的最高目标定位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上，从而使大学基本职能在排序上出现异化。文章从高校职能的本真内涵出发，诊示大学教研文化中的暂存问题，提出从客观辩证的视角去看待高校的教研文化和教师的科研工作，重构大学教研文化，使高校的办学理念和教师评价体系回归到大学根本职能的理性轨道上，促进高校教研文化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高校职能；教研文化；构建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5着中国高等教育与国际高等教育的深入接轨，中国高等学校在大学基本职能、大学理念及教育价值取向等层面正从模仿借鉴向快速转型迈进，显著的标志是高校正从教学型大学逐步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或是从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变。 　　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衍生出特殊的价值观氛围，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目前国内高校几乎都将转型的最高目标定位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追求上。在这种对西方高等教育的模仿步尘中，可以明显感觉到，由于教育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势的冲击，大学基本职能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悄然发生着变化，惊人的表现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当前时段，科研（师范类院校除外）渐渐被放置于大学办学价值观的金字塔顶端，其次是教育，最后才是为社会服务。 　　如何看待大学基本职能在排序上的异化以及带有强烈主导色彩的这一潮流？而用以显示高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教研文化在上述变化过程中的真实状态又如何？文章拟从大学职能的本真内涵出发，诊示大学教研文化中的暂存问题，提出大学教研文化的重建思路。 　　一、大学职能的本真内涵 　　大学职能的本真内涵是什么？学校是什么？最朴素的回答即学校是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场所。那么，一个国家的崛起其最根本的能量基础是什么？最朴素的回答是人才。中国从黑暗落后的封建体制中沉重且艰难地走向现代文明，谁能否认最初的动力不是来源于那些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思想家及科学先驱。 　　早在19世纪，英国红衣主教、著名学者、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其《大学的理想》[1]一书中，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并由此引申出大学职能的根本内涵即培养有文化修养、具备行为和思想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近年来，“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引发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深刻讨论和强烈反思。“一问一忧”不约而同地指向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即人才培养。这“一问一忧”的出现绝非偶然巧合，而是对大学职能或其对根本使命的一种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追问。 　　对应于“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西南联大的案例已被人们屡屡提及，这所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身处艰苦卓绝环境，校址不断变迁，却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所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172个中外籍院士。诚然，很难用几句话或者几篇文章阐释西南联大所成就的奇迹及造就奇迹的归因，但当时的西南联大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将教育和培养人才放在了大学职能的首位，而不是将“教师的科研”作为大学理念中的主流首选。 　　上世纪90年代，由于功利主义思潮在美国学界泛滥，基于非科研即解聘的制度导向，美国大学普遍存在重视教师科研成果的现象，而教学被无所适从的教师所忽视，教研文化（教学学术）被学校漠视，随之而来引起大学教学质量的严重滑坡。为此，大学的职能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和教育界的广泛质疑。美国前教育部长博耶在《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中率先对大学职能及办学价值观的异化展开检讨，教育界随之开展了大学教学学术运动，对大学职能及定位展开了深入反思[2]。 　　近年来，中国也开始对大学教研文化的偏废认识进行了反思，然而，这些反思仍然建立在专业学术取向的基础之上，没有从教学学术的角度出发并立足于大学的培养目标去探究，更多的是众口一词，仅在形式上对教学和科研作了均衡处理，在实际运作中很多高校仍然以科研成果作为衡量教师工作水平的主要依据。 　　高等建筑教育2015年第24卷第6期 　　郝伟高校教研文化构建论析 　　基于大学内在的运行机制，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固然不可或缺、不可偏废，但最终的价值取向应该回归到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的理念上来，这才是大学职能中不能罔顾的本真内涵，否则会导致大学根本任务和根本职能错位，“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将成为大学永远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二、当前高校教研文化中的暂存问题 　　就高校而言，教育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手段大多集中在教学活动之中，而处于教学层面之上的就是与教学实践密不可分的教研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教研文化是以教学实践为基础、以教研活动为抓手、以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理念为氛围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