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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学治理：基于立法与章程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4-09-14 　　作者简介：蔡连玉，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宁宇，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生。（浙江金华/321004）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大教育学一级学科基地重大招标项目“民国时期大学制度及其文化基础研究”（ZJJYX201202）研究成果。 　　摘 要：民国时期，大学在战火频仍、物质匮乏的环境中取得了令今人钩沉追忆的发展，得益于当时事实形成的大学治理框架。民国初期受“学术独立”思潮影响，政府治理大学具有自觉的权力边界;国民党时期，“党化教育”日盛，但政治干预受到抗争与抵制，政府治理大学权力边界呈非自觉状。民国时期大学内部，校长、行政会议、事务处一脉的行政权力，受到评议会、教授会的制衡。教授会和评议会都彰显了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受到了“外部立法”、“内部建章”的保障。受启蒙思想影响，以及政府因战争力所不逮所赐，民国时期大学治理的事实框架促进了当时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也给今天高教改革以启示。 　　关键词：民国大学;大学治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 　　当前学界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话语，一种是怀旧情绪，基于对当前大学教育实践的不满，通过个别枚举的方式，钩沉过往“美好”图景;另一种则相反，对当下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成就充分肯定，于是相关学术争论广泛存在。其实建国前后高教谁优谁劣之争，尤似“关公战秦琼”，没有想象中重要。对当前国内高等教育发展而言，相比更有必要的是，以立法和大学章程为抓手，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大学治理框架本身，以资反思借鉴。 　　一、民国时期政府治理大学的权力边界 　　民国自1912年肇始，一方面历经多年政局不稳，战事频仍，当局无暇顾及教育;另一方面在相当长时间，国民政府又在强化“党化教育”，钳制思想。但是总而观之，在大学治理上，民国政府治理高校的权力还是存在一定的合理边界，特别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与思想环境里，政府干预大学的企图经常受到了事实上的抵制。 　　民国成立伊始，教育部即于当年10月颁布了大学治理专门法令《大学令》（1912）。尔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1912）、《大学规程》（1913）等;北洋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了《修正大学令》（1917）、《国立大学校条例》（1924）;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大学组织法》（1929）、《大学规程》（1929）、《大学法》（1948）。从上述可看出，虽然民国时期政府战事繁忙，但对大学治理的法制建设并未放弃。 　　民国初期，在西方“学术独立”、“教授治校”理念影响下，政府对大学的治理主要从宏观层面实施。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1]从《大学令》可以看出，大学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由校长统一管理大学内部各种事务。大学设立评议会、教授会、行政会议等组织机构，负责大学的办学宗旨、规章制度、学科设置与废止、课程设置、学位授予、人事聘任等方面事项的确定和执行。政府对大学内部治理事务，并不具有深入干涉的权力。可以认为，民国初期的大学较为独立，较好地体现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理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等，并分别对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的任职资格和审查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该条例附则指出，“国内外大学同等级之学位而取得之度有差别者，可由大学评议会指定之”，“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历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2]此附则内容表明，即使到了国民党时期，民国大学在人事聘任方面仍具有相当的自主裁量权。 　　但是另一方面，民国政府又在试图加大大学外部治理力度，甚至企图对大学进行控制。北洋政府1924年颁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规定：“国立大学校设校长一人，总辖校务，由教育总长聘任之”，“国立大学校得设董事会，审议学校进行计划及预算、决算暨其他重要事项，以左列人员组织之：例任董事，校长。部派董事，由教育总长就部员中指派者;聘任董事，由董事会推选呈请教育总长聘任者。第一届董事由教育总长直接聘任。国立大学校董事会议决事项。应由校长呈请教育总长核准施行。”[3]该条例要求国立大学设立董事会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但是董事会成员人选却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部来决定，且董事会议定的事项也须经过教育部批准方可执行，可以明确地看到政府对大学进行控制的企图。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农、工、商、医药、教育、艺术及其他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