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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高级中学语文读本《词选》刍议 　　胡适《词选》自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后，就被列为民国高级中学国语专用读本，此后八十余年，风行海内，影响至今。龙榆生在他的《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一文中曾说道：“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龙氏对于《词选》之态度我们暂且不论，但从他的话语之中可以窥见胡适这部《词选》在当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并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其实，从词体发生和演变的角度来看，这部《词选》固有许多令人不尽满意之处，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对此多有论及，但如果从教科书的角度来看，它确实在当时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新体诗歌的范本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的发表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为新文学革命确定了基调。此后，白话文体的创作、白话书报的流播、白话教科书的推广日渐盛行，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响应和充实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也激发了白话文体本身的活力。胡适也深知浅显易懂的白话文的普及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梁启超在1899年所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也未能促使文坛上自觉形成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变革。毕竟文言传统的庞大根系一时难以连根掘起，那些固守传统文化的保守者受儒家思想浸染甚深，进而造成他们对传统文化过分留恋，不愿意抛却中国固有的传统。有鉴于此，胡适在经过认真思考之后，决定从传统文体的白话词选本入手，进一步说明白话词的创作古已有之，白话文体的创作并非是“放离传统”，“摈不复道”。 　　其实，这部《词选》的编纂早在胡适1915至1916年留学美国期间就开始酝酿了。胡适在1916年所写的《谈活文学》中就已经将李煜《长相思》（云一?）等七首词作视为活文学的范本了，并认为“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此后，胡适深信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都体现着个人的审美趣味、个人目的以及选者在编选过程中的种种判断和扬弃。可是胡适为何不以其他文体作为选本实践他的白话文理论呢？我们知道，胡适是新体诗的倡导者，而词这种长短不齐的文体样式也最接近新诗，此时国人所接受的西方诗歌也是长短不齐的形式，因此他选择借用这些白话词作为新体诗歌创作的范本，进而指导新诗创作。其实胡适早在1910年就开始模仿词体的形式创作白话词，虽然有些作品的格律与词谱不甚吻合，但业已看出白话词与新体诗逐渐合流的信息。另外，晚清的诗界革命中词这种传统文体最难撼动，胡适希望对词体的革新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希望借这部《词选》实践他的白话文理论，进而使得他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找到传统的依靠和庇护。 　　作为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的《词选》所选作品注解寥寥，十分易读，对于高级中学的学生来说非常容易入门。难怪龙榆生评价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近人胡适辑《词选》独标白话……其在现代文学界中，影响颇大”。这部《词选》在民国时期中等学校的影响可见一斑，实现了胡适希望利用这部传统的“活的语言”选本来树立一个标杆的意图。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道：“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又说：“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教科书，便是国语文学。”由此可见，胡适希望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借助词这种文体样式得以普及推广，进而达到启蒙民智的目的。 　　胡适在选词时也关注词作的审美趣味，注重词体的美感特质，关注词体演变发展的规律，致使这部《词选》具有可读易教的特性，因此在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更容易被广大的青年学生所接受，进而达到胡适创造国语文学的目的。他认为“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因此他以理论指导、实践创作、选本示范的形式导夫先路，那种“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迫切心情以及对白话文体所寄予的热切希望昭然可见。 　　二、人格精神的垂范 　　《词选》选入唐宋词作共351首，其中入选率较高的有辛弃疾（46首）、朱敦儒（30首）、陆游（21首）、苏轼（20首），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这足以看出胡适对这类词人的偏爱。究其原因，一方面胡适评价这些词人是从词史流变的角度进行的，他在苏轼的小传中说：“词至东坡而范围始放大，至朱敦儒、辛弃疾、陆游，这一派遂成为一大宗派。”胡适所言之“范围始放大”，是就东坡以诗为词和不拘泥于音律两个方面而言的，而朱敦儒、辛弃疾、陆游则继承了苏轼的创作理念又广而大之。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这四位词人的人格魅力。胡适指出：“真有内容的文学，真有人格的诗人，我们不妨给他们几分宽假。”可见胡适选词时不仅顾及词作者在词史的地位流变，还考虑到词的社会功能即词人品格、襟抱的垂范。 　　作为教材的《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