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王国维的不解情缘.docVIP

胡适与王国维的不解情缘 　　 1927年6月2日，北平的天空布满乌云。偶尔一两声雷声也沉闷异常。上午10点左右，一位身材高瘦、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脑后拖着一根细而短的辫子、神色凝重、手捏香烟的男子下了黄包车，步履沉重地进入颐和园。他环顾四周，似有无限留恋。随后他来到昆明湖畔的石舫，长叹一声坐在石凳上。香烟快要燃尽，他又换了一根，但只吸了一口就拿在手中任其自燃。香烟又快燃尽，他站起身，走入鱼藻轩，低头沉思。香烟已经灼到他的手指，他抬起手，用力吸了一口，将仍在燃着的烟蒂投入湖水。一缕青烟挣扎着混入阴沉沉的天空，转眼就不见了。然后，他纵身一跳，平静的湖水荡起一道道涟漪。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正常死亡对中国人来讲就像平日面对的油盐酱醋一样，因而并没有多少人在意这样一位跳湖者。然而，此人的离去，却使清华大学刚开办不久的国学研究院几至关门“歇业”。此人就是胡适力荐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四导师之一、“我国现代有数之国学家、亦为世界的绝无仅有之大学者”的王国维。 　　 王国维生于1877年（光绪三年），1892年（光绪十八年）中秀才，但此后屡试不中。1923年4月，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升任“帝王之师”。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土、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由此可见王国维此时的声望已是极高。王国维出入深宫，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宫内藏书藏品，尤其是主持整理景阳宫藏书期间，他得到了常人无法看到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 　　 从政治上来讲，王国维虽有一点恋古情节，但从学术上来讲，王国维并不保守。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家人的劝阻未果。但政治上的保守没有影响其学术上的开化。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胡适生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晚清政局大变之时，社会上各式新式学堂突起，晚清政府又于1901年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因而胡适接受的主要是近代西方的学术思想。他是一个热烈颂扬西洋近代文明的学者。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名声鹊起，使他成为当时名扬一时的新学领袖。 　　 按理说，胡适与王国维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两代学者的代表，其思想应该是互不相容的。但恰恰相反，此二人除在个别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外，在学问上却有共同语言。“确切地说是彼此在事实考据上兴趣相投。因为王国维是从早年的辞章、义理之学转向纯粹的考据。而胡适则是辞章、义理、考据并举，且以考据为重。”正因为有此共同点，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赞不绝口。也正是胡适的这种由衷的推崇才留下了一段两代文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佳话。 　　 胡适对王国维是未见其人先识其学。1917年胡适留美归国，离开中国的7年里，胡适发奋读书，夯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再加上《文学改良刍议》的助阵，使他成为时代的骄子。胡适回国后，在了解了中国已出版文学之后，认为中国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他在日记中写到：“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同年8月，胡适又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 　　 胡适与王国维的相见得益于顾颉刚。顾颉刚生于1877年，比王国维小16岁，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顾颉刚对王国维也是未见其人先识其学。1921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中藏有王国维的著作。尽管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观点不赞同，但对王国维严谨的治学态度赞叹有加。1922年，北京大学想聘请王国维做国学门导师，当时，顾颉刚回家，途经上海，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的马衡请顾颉刚顺道登门敦请王国维，这是顾颉刚第一次与王国维见面。一面之缘，就使得学有所成的顾颉刚产生了拜王国维为师的想法，“惟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王国维很谦虚，不愿接受顾颉刚的弟子之请，并以弟自称。 　　 顾颉刚与胡适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密友。1917年秋，胡适从美国求学归来，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