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蜀之路，穿越百年.docVIP

入蜀之路，穿越百年 　　从武汉到成都，别克昂科雷和昂科拉组成的浩荡车队碾过的路，或许和历史上几次移民迁徙之路重叠―蜀汉时期，成都作为国都，吸引了许多荆州人士的入迁。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重庆、四川因战乱不断，人口锐减，政府发动移民迁入，其中从湖广两省迁入的最多。这样的人口流动，于是留下了当地人民风强悍，敢为人先的性格特征。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汉口，已经是长途贸易的中心城市。这里商贾云集，街道宽阔而繁华，隔江相望的汉阳天际线被烟囱刺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此开启着现代工业的风气。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役，更被视作此地“敢为”的证据。当我们翻山越岭，到达这条迁徙之路的另一端成都，看见这座城市固执地保留着对街头与茶馆的依赖，散步的人们坐下来扯家常，那头又谈起了政治走向国家大势。一百多年前，成都街头和茶馆就充满了关心大势的民众，他们讨论“保路运动”，甚至参与其中。争取民间自办铁路一事，在成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人们习惯将这些革新变化归于外来力量，列成是西方文明的侵入带来了现代科技和工业，以及民主启蒙。但当我们翻开史料重走这条路，对照古今，却会看到文化本身的连续性，一直叠加其中，成为“敢为”的内在动力。 儒家文化支撑的善堂 　　车队在武汉穿梭，跨过长江，越过新规划的商业区、江边高耸起的住宅和标语，车窗外，历史的脚步在匆匆之中仍然可寻：自明朝就已因商繁华的汉正街附近，批发市场依旧熙熙攘攘；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遗址上，仍是钢铁生产企业。100多年前，汉口就像这样匆匆一瞥所见，处在一种平和与繁忙之中。工商业的发展，令这里的人口在族群和行业两方面都变得复杂，就像很多工业化初期的城市一样，无数的矛盾在城市内部游走，这些矛盾在1883年5月爆发，一群反叛者，试图发动一场反清运动。突然间，汉口被看成是异端力量的中心。 　　不过，也就是在19世纪末这段矛盾暗涌的时期，清朝政府力量的衰落，商业的发展却将民间善堂带起，以一种蓬勃的姿态出现在汉口的街头，去面对和解决这个城市的问题，具体内容包括救生、丧葬、医疗、教育等。长江边上的武汉，救生一直是如影随行的问题。救生船一直由半官方的职员掌管，但实际情况连湖广总督周天爵也看不下去，他曾说过，“衙门职役疏懒成性……聊胜于无”。1820年，盐商胡晓岚决定独自承担起救生船计划，到后来甚至还为被救的人提供经济援助―许多人是因为贫穷自杀的。这已经有了现代慈善机构的影子。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中写道：一个由民间主导的社会福利时代到来了。 　　太平天国时期，新式善堂在汉口进一步蓬勃发展。你很难想象在1895年前后，汉口的公益机构密度有多高―每一个街区都建立了善堂。他们公开账簿，分工也越发明确，“堂董”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还有专业的慈善管理人“司事”履行日常管理职责。 　　追随着西方的步伐，汉口善堂后来还关心起公共设施比如公共学校和路灯，甚至还有类似于伦敦慈善业的“社会再教育”，建立了“习艺工场”，为穷人提供学徒培训。现代医疗技术的渗透或许是西方现代文明输入的最直接佐证：1880年，一位在教会医院受过训练的中国人杨鉴堂建立了一家眼科善堂；伦敦布道会医院入驻汉口，也让汉口的善堂开始学习西方医药，设立西式牛痘局等。 　　自然而然，在清朝后期的善堂运动中，倡议人都把它当作新奇、从未出现的事物。尽管它对西方模式进行了效仿，实际上却可溯源至佛教慈善活动、同乡会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敢为”的善堂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动因是深植的。罗威廉认为，飞速的工业化伴随了种种失序现象，导致了社会的失范，太平天国的冲击则带来了价值观的崩溃，这些便带来了儒家精神的复兴。在善堂背后的绅商和商业精英仍崇尚善、义、公，在儒家“经世”思想流行的时代，多行义举是自然。 中西合璧的家族庄园 　　车队途中经过湖北恩施利川柏杨坝镇，少有游客前来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保留着更适合感受家族兴衰的冷清。从乾隆年间至解放前，这里都是李氏家族的庄园。李氏家族在乾隆年间从湖南迁入，因盐业发家，几代下来，族长极具名望和权力，一直到土改后。 　　建于民国的李亮清庄园大门上面，仍有一块匾写着“青莲美荫”。那是李氏借用李白“青莲居士”的号，显示家世显赫。然而跨入庄园，却先是见到西氏廊柱。在大水井古建筑群管理所管理员谢书达的提醒下，细看那些像是罗马柱的构件，却发现柱头的部分却是白菜的形象―因与“百财”谐音。创新不止如此，这栋西式建筑的两头，还连着土家吊脚楼结构。 　　谢书达说了一段轶事，李亮清的二儿子李次候当时要和奉节姑娘联姻，亲家过来看，却嫌弃这个拥有整个庄园的李家建筑“不够灵气”，只有土家和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这时候李家三儿子，在日本学习建筑学的李询荛留学回来，就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所吸收的西式建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