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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学的天才政治经济学的白痴 　　李经纬先生在正式场合的最后一次亮相，是在2002年1月15日。那一天，他亲手创立的健力宝集团，被三水市政府以出售75%的股份的方式转让给了浙江国投。有人看到，他默默地坐在会场一角，仰天含泪，不发一语。从这天起，他此生的冒险宣告结束。 　　这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曾经当过擦鞋匠、印刷工人、体委干部和酒厂厂长。由简陋狭小的车间里研制出那罐橙黄色的运动饮料开始，他将这个只有几口酒缸的作坊酒厂，发展成为年销量超过70万吨，收入超过50亿元的庞大饮料集团。在这个过程中，李经纬展示了出色的商业嗅觉和无所畏惧的冒险家心态，有时候呈现在旁人眼里的，甚至是赌徒式的孤注一掷。 　　他曾经设法把还在研制阶段，放不了3天就会凝固的健力宝，摆上亚足联的会议桌，赌的就是那场会议不长不短开两天。另一个大胆的举措是，他提出用易拉罐装健力宝，而在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国内企业有能力生产易拉罐。李经纬四处奔波，最后竟说动了深圳的百事可乐公司为他代工生产。 　　似乎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他力排众议，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让当时年利润不足5万元的健力宝，豪掷25万元赞助了参会的12支中国运动队。很快，全国的电视观众发现，自己国家的运动员都在喝同一款橙黄色的饮料。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他又以1600万元的价格（这相当于健力宝600多名员工每人掏出2万多元），拿下了火炬接力活动的冠名。至今为止，健力宝依然是唯一一家在天安门广场上竖起巨幅广告牌的企业。 　　曾任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的范柏祥见到李经纬时，觉得眼前的人就是鲁迅先生《彷徨》中所描绘的荷戟的勇士：从不彷徨，认准了目标，就不计后果地实现。 　　正因为如此，他习惯于排斥规则的束缚。几乎每一个重大决策，都缺乏科学的市场调查或严格的可行性分析，完全凭借“感觉”―这或许与他小时候浪迹街头有关，这位在孤儿院长大的三水人在垃圾堆里捡过剩菜剩饭，也曾和其他势力争抢过地盘，在逼仄的生存环境中，逐渐总结出了一套生存智慧。 　　这种智慧包括为了促进销售，让健力宝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的奖金（最高一年的数额是800万）―那些购买健力宝的消费者，只要拉到印有特别图案的拉环就可以得到5万元。这种超出时代的促销方式，一时间让健力宝销量大增。另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结局是，在未来的十几年里，“健力宝拉环”成为一种拙劣骗局的道具，在火车站或是长途车上，骗子们假意中了大奖，然后将伪造的拉环转卖给那些贪小便宜的乘客。 　　“800万，在当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很容易就让企业经济链断裂。”在一位前健力宝员工眼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敢打敢拼，不成功便成仁。” 　　但李经纬并不满足于此，他还经常冲着有些图安逸和犹疑的老员工发火：“要记住过去你们在修理地球，现在你们得冲出地球！” 　　这位渴望到达更远地方的掌门人，在把健力宝送上联合国的会议桌之后，又花费了500万美元将曼哈顿第五大道38街帝国大厦的26层整层买下。他以这种方式向外界宣示，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故乡，健力宝扎下了自己的大本营。 　　这时候距离他在车间开发出第一罐健力宝已经过去了10年。他完成了那个从孤儿院走出来的冒险家的未曾想象到的事业：集团年销售额超过了18亿元，在健力宝10周年纪念的庆典上，他包下了广州市所有的五星级宾馆大宴宾客，把彩旗从广州一路插到了35公里外的三水县。在那里，全国各地前来拉货的大卡车把整座县城堵得水泄不通，一车皮健力宝的批条被炒到了2万元。 　　他受到了三水当地官员的极高礼遇，在很多活动的仪式上，县委书记、县长坐中间，旁边接着坐的便是李经纬，再下去才轮到政府的其他官员。李经纬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吃饭，他甚至得到了某种特权，成为政府部门制定发展政策时的参与者。而李经纬对这些特权并不在意。 　　在市场的角逐中，李经纬大多数时候都随心所欲乃至予取予求，很难感受到约束的力量，一位前健力宝高管在博客中透露：“李经纬只愿意听从市场的号令，从赞助亚运会、足球，到希望工程、赈灾和支藏，动辄就数百万上千万，大把钱花在三水以外的地方，从来就不和政府请示商量，所有的荣耀也没给领导分享。” 　　但与此同时，他却常常忘记市场之外的钳制可能会突然来临。身为三水最大国有企业的掌门人，他将个人喜好置于首位，这使得三水政府将李经纬视为当地经济的叛徒，他的所有行动都被打上了可疑的标志。李经纬精心策划的上市方案，被三水市政府拒绝批准；而1997年广州健力宝大厦的建立，被认为是“集团准备迁走的象征”。他也过于冒险地将8亿的资金投入到大厦项目中，几乎将健力宝的流动资金都抽干，当时甚至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一位当地官员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他（李经纬）充其量是个科级干部，未免太牛气了。” 　　在与当地政府有意无意的对抗中，他最终败下阵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