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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需医疗何处去？ 　　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2014年医改重点工作任务，将公立医院改革放在首位。 　　文件提出，将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统一纳入规划，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4张的，原则上不再扩大公立医院规模。同时，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保基本的职能，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和建设标准。 　　在这一背景下，公立医院“创收”支柱之一，定位于高端医疗市场的“特需医疗服务”就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此前，北京、上海、广东等多个地方卫生部门都已明确提出限制和削减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其中，北京更是将各公立医院削减“特需医疗”的推进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并和医院评审挂钩。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也在5月29日公开表态说，必须通过改革，控制公立医院开展特需医疗服务。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来自于特需医疗服务的收入普遍占到医院总收入10%以上，这尚不包括为其他科室分流的部分。“那并不是一块可有可无的收入，要知道政府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贴，平均还不到10%。”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说。 　　削减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未能得到医院方的赞同。 　　“如果真的不允许公立医院办特需，服务高端人群，都交给民营医疗机构，第一，它承受得了吗？第二，这也不公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下称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说。此前，包括北京市朝阳医院院长陈勇等公立医院院长也表达过类似观点。 　　正因如此，上海尽管在2011年就已着手削减特需医疗服务，但实际进展缓慢。 　　特需医疗服务去留的背后，真正的焦点在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内涵。目前，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机构的主体，但是由于财政投入有限，大部分开销都需要医院自筹。有学者指出，它们早已不是真正的“公立医院”，然而，却仍然沿用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绩效考核制度。 　　就此而言，只是一味强调公立医院回归其公益属性，而缺乏相应的体制改革措施，实则难有寸功。 剥离“特需医疗” 　　目前，公立医院特需医疗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特需单元，即提供全套特需服务的特需病房、高干病房、国际部等；二是特需技术，包括专家门诊、点名手术、加班手术、特别会诊等；三是特需服务，包括导医服务、全程护理、特殊病房等。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卫生部一度鼓励“以工助医，以副补主”。从那时起，各种形式的特需医疗名目不断出现。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直到2008年，特需医疗一度经历“跃进式”发展。 　　按照规定，特需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只需向卫生主管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备案即可。而且，来自特需医疗服务的收入不需上交、不要缴税，可直接归医院所有，从而成为医院里最灵活自由，并可大力挖掘的创收项目。 　　对于患者来说，付出更高的价格，可以得到更好的诊疗环境与更优质的服务。 　　对于医院来说，自己获得高度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再加上财务管理办法允许结余分配、鼓励创收。医院实行医务人员收入分配与医疗服务收入直接挂钩的办法，这也使得公立医院的“谋利性”特征显现。 　　“虽然说当时医疗改革说是走市场化路线，但实际上无论是人事管理、院长任命、财政拨款等，都没有任何改革。”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朔说。最终的结果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特征式微，市场主体也未确立，角色发生了畸变。 　　自2005年，公立医院的弊端开始受到各方诟病。 　　这一年的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公开表示，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 　　几天以后，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撰文抨击部分医疗机构见利忘义，并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 　　此后，围绕医改“市场化取向”引发诸多争议，带来的最大影响体现在2009年公布的新一轮医改方案中，方案明确将“扭转公立医疗机构趋利行为，使其真正回归公益性”。作为削弱公立医院的“谋利性”特征一项措施，控制特需服务的政策指向明确。 　　2009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中规定，“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 　　曾任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主任的许朔回忆，在他2009年卸任主任时就曾表示，公立医院开办特需医疗服务的路子已经过了政策利好期，“接下来怎么走需要好好考虑”。困于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性质，特需医疗部想要单独从事市场化改革基本没有可能。 　　许朔曾透露，北京市就计划在三年到五年内取消特需医疗服务和国际医疗部，目前友谊医院、妇产医院、朝阳医院已经取消了特需病房。 　　然而，国务院的规定却没有能阻止各地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服务的扩大趋势，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