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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父亲白崇禧 　　在写书和等待出版的日子里，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总是焦虑不安。他时常梦见父亲白崇禧，梦中父亲脸色难看，“好像在说：‘老五，怎么还没写完哪。’” 　　“噩梦没了。”面对《人物》记者，白先勇说。76岁的他穿着大红色线衣，精神极好，说话声音响亮。 　　2012年，白先勇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以下简称《身影集》）在两岸三地同时出版，上下两卷，加起来厚厚的有600多页。 　　白先勇早有为父亲写传的打算。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着手搜集和整理父亲的照片，供写书时参考。当他把搜集的照片按时间顺序排在一起，惊喜地发现：“父亲一生的故事尽在其中，照片本身就能说话。” 　　于是，他花了近3年时间，搜集了近600幅照片，撰写了8万多字的图注，编撰成书，先于文字传记出版。 　　《身影集》的大陆版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曹凌志告诉《人物》记者，这本书由于涉及对民国政府上层人物的重新评价，所以白先生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这本书。曹凌志说“其实他也明白，最要看这本书的读者在大陆。” 　　“15-5429” 　　“15-5429。”半个多世纪过去，白先勇还记得在台湾监控他父亲行踪的黑色吉普的车牌号。报出这串数字后，他笑起来：“跟了好多年，大家都很熟啦。” 　　这是3月23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阶梯大教室，76岁的白先勇正在作一堂讲座，主要内容是展示并讲解父亲一生的照片。这天他穿得稍显正式：深蓝西装，红色领带，看起来神采奕奕。他两手握着话筒，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一讲讲了近3个小时。工作人员请求他坐下来讲，他不干。 　　去台湾时，白先勇已经10多岁，能察觉到父亲的政治处境及复杂心境。蒋介石忌惮桂系出身的白崇禧，派了情报人员日夜尾随。“分三班，早中晚，到哪儿都跟着。” 　　一次，白崇禧夫妇带孩子去听京戏。车子刚停在戏院门口，“15-5429”就跟了上来。“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我母亲往外瞥了一眼说：‘真是辛苦了他们。’叫我买几张票，请他们一起看。”白先勇买了3张票，递给车里的人说：“我母亲要请你们看戏呢。”3个情报人员慌张一阵，最终接受了，与白家人一起进了戏院。 　　去往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寻找父亲身影前，白先勇对于父亲的了解，大多时候都止于类似的私人记忆。 　　在他最初的印象中，父亲总是身着披风，骑着高头大马来去。每次打了胜仗回到桂林的家中，母亲马佩璋总是要接最会做桂林米粉的大伯母到家来，下厨做一整桌好吃的米粉，为父亲庆功。 　　一次白崇禧不知从哪儿打仗回来，带孩子去看望他们的祖母。汽车上他突然来了兴致，教儿女唱起歌，唱的是《满江红》，还带着广西腔：“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白家一车孩子跟着大声唱，高兴得要命。后来想起，当时正是抗日艰难之际，他揣测父亲心境：“那是一种悲壮吧。” 　　白先勇还记得，父亲非常关心儿女读书的情况，从前线打电话给母亲报完平安，后面第一句就是问孩子功课。“老几读书怎么样？”一家人围着饭桌吃饭，吃着吃着，白崇禧常常突然考起“九九乘法表”来。 　　“我大姐几十岁以后跟我讲，她还做噩梦呢。梦里父亲突然问：‘七九。’她答不出来。”白先勇靠在沙发上笑起来。 　　白先勇7岁那年，一次，父亲把他抱在腿上，悄悄问：“爱爸爸多一点，还是爱妈妈多一点？”他不回答，只是笑。“在我心中他是大将军哎，对儿女的爱也那么在乎的。”白家有兄弟姐妹10人，分“爸爸党”、“妈妈党”，白先勇说自己是“骑墙派”。 　　退守台湾后，白崇禧不得重用，因此得空亲自管教两个幼子。“我父亲带军还可以，带孩子，我看不行。”在他看来，父亲指挥百万大军镇定自若，但对两个弟弟却左支右绌、束手无策，有时被气得直叹气。“我妈好玩儿，讽刺他：‘你看，我前面8个带得都很好，你连两个都搞不定。’我爸没有话讲。” 　　这天下午，白先勇还给听众们展示了几张家庭合照。“这是唯一一张我们兄弟姐妹10个人都在的。”抗战结束，白崇禧夫妇聚集儿女，照了一张全家福。“后来我们真的很难再凑齐。1996年大家又想办法，从世界各地到了美国聚在一起，一数只有9个，我三姐早走了。我大姐伤感起来，说这辈子凑不齐了，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做兄弟姐妹吧。”说这段话时，白先勇背对着讲台，望着大屏幕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边不讲，那边也不讲” 　　1987年，白先勇第一次回大陆，在上海看了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血战台儿庄》，评价说：“史实正确，也难得没有丑化蒋介石。”他觉得李宗仁挺像，但他父亲一点都不像。白崇禧出场时，他还问旁人：“哎，那人是谁啊？” 　　“我父亲和李宗仁是并肩指挥，在那个电影里面变成李宗仁的跟班，挨骂的，不对，位置完全不对。”电影《铁血昆仑关》，他觉得也不行。“那个主要是突出李宗仁，这个又是突出杜聿明。” 　　台湾出版过《中央抗战史》，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