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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曾国藩故居藏书楼 　　草长莺飞的盛夏时节，我们慕名来到湖南中部地区的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富厚堂——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藩故居。一排古色古香的青砖瓦房迎面而立，显得十分庄严而凝重，大门门楣上方刻有“毅勇侯第”四个硕大的黑底金字。大门内侯府正宅傲然挺立在开阔的地坪上，正门上的“富厚堂”三个大字格外醒目。前正厅大门上方，曾国藩亲书的“八本堂”黑底金字匾额赫然入目，其上方“太子太保”匾，红底金字，古朴庄重，后正厅神龛上方横梁正中，悬挂着清朝同治皇帝亲书的“勋高柱石”大匾，金碧辉煌。无需对富厚堂作太多的描绘，我们从有一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大宅院中，从一块块古朴沧桑的老牌匾中，已可想象出富厚堂当年宏大的规模和繁华的气势，能读出主人生前尊贵的地位和显赫的荣耀。 　　一 　　在这座古朴凝重的大宅院的南边有一处突出建筑，这便是富厚堂最为生动、最有灵感、被称为“精神中心”的曾国藩藏书楼，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藏书楼为南北两栋，南栋分“公记书楼”和“朴记书楼”。“公记书楼”面积最大，为曾国藩收藏文书档案和书籍之所在。“朴记书楼”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所用。北楼是曾国藩小儿子曾纪鸿与其夫人郭氏的“芳记书楼”，与对峙的“朴记书楼”比较，面积稍窄。整个藏书楼建筑砖木结构，上下共三层，楼内每层立有12根大木柱。楼地板为深红色漆杉木板。墙体结构三层各不同：第一层为阁楼，空间较高，不作藏书用；第二层用于收藏文书档案及书籍资料，南北各有三个窗户，间内光线较暗；第三层设计别致，三面1米以上墙壁处为全窗式窗户，每个窗子均可向外撑开，窗下方有一可推拉木板，晴天时将方格窗向外撑开，可让楼内通气，阴雨天将窗子下木板往上推，可封闭窗户，挡风防雨。三楼南面的门直通往外走廊，外走廊用来晒档案、晒书籍。整个书楼，正如《台湾曾氏文献》主编吴相湘先生所述：“自庭院中远眺，有些像国立北平图书馆。” 　　曾国藩故居藏书楼始建于1865年，曾纪泽受命北上剿捻，曾国藩令儿子将金陵家中的77箱文书档案及书籍运回老家富厚堂。此时家中文案、书籍堆积如山，曾纪泽回老家后立即禀告父亲：“惟书籍一时难以料检，宅中无宽屋大楼便于藏度之所……男既出则无人能照管者，此其难也。”曾国藩即回信谕示曾纪泽与其叔商议建楼事宜，并强调“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在当时战火不断，经费、木材、石料等供应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曾纪泽想方设法，将其叔曾国荃的宅基地兑换过来，请来了四邻八乡的能工巧匠，精心规划设计。设计图纸经曾国藩几次修改审定，于1866年正式动工修建，藏书楼历时8年才全部建成。 　　曾府藏书楼修筑十分坚固，楼基全部以麻条石奠基，楼墙墙角均为1米高的麻石，外墙全用打磨过的青砖平砌。所有青砖尺寸统一，均厚三寸，宽六寸，长九寸。墙体青砖历经140多年风雨沧桑，砖与砖之间依然灰缝饱满，异常坚固。书楼窗格、框架用料及制作相当讲究，雕刻、油漆非常精细。故而藏书楼能经受住140多年风雨的摧残和因朝代更迭带来的人为破坏，使之成为国内遗留下来的四大古典书楼之一，也使得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晚清灿烂的建筑文明和书楼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楼内书架、书柜均为曾国藩亲自设计，书柜四方为木框，顶和底以架乘之，可累三至四箱，开前门板可作柜，开后门板可通风，出门时，书柜四面关合可为挑箱，这也反映了曾国藩对处于战争环境中如何藏书读书的设计理念。书楼每层均设有固定板梯，楼梯和楼梯口都比较窄，只能单线行走。我们从一楼看到三楼，攀爬在没有扶手的陡峭木板楼梯上，踏着咯咯作响的斑驳楼板，抚摸那双面四格的简易书架，看看那深红漆的特制书箱，在我们的脑海中，仿佛已经出现了那位嗜书如命的一朝重臣的身影和藏书楼升腾的精气。 　　二 　　曾国藩一生酷爱藏书，书籍资料成了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他收藏书籍资料始于道光十六年，即金陵城“典衣买书”时。道光十四年八月，曾国藩参加乡试中举，于同年十一月来到京城参加会试落第。回家途中，船过金陵时，他在书市上一眼看中了《二十三史》，即决定买下，可当他一数囊中银两，买后则无回家之盘费。踌躇之余，想到自己身上还带有四季衣物，他当即将其当给当铺，终于买到了《二十三史》，从此拉开了他一生藏书的序幕。 　　在京城从事幕僚的13年间，既是曾国藩学习政治、军事的重要时期，也是他购书、藏书、读书、学习的黄金时段，他常利用“公余之暇，去琉璃厂遍访书市搜寻书籍”，结识了收藏家莫友芝。从此，两人以书为友，成为世交。后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便将莫友芝招于门下，不少经典书籍和资料就是通过莫友芝在江南一带搜寻而来的。 　　曾国藩作为威震一方的朝廷高官，又在诗文书法界独树一帜，经常接受馈赠。江浙一带为历代刻书藏书之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当地官吏士绅往往投其所好，以书相赠。另外，曾国藩还利用互赠或交换的办法来收藏书籍、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