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君毅对王船山诗学观念的疏释.docVIP

论唐君毅对王船山诗学观念的疏释 　　摘要： 　　王船山的气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诗学与气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把握中国诗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从这个角度，唐君毅疏释船山的气论，探索气论哲学美学的基本内涵，把握气论与中国诗学其它概念的联结点，这对于认识中国诗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唐君毅 ；船山诗学 ； 气论 ； 疏释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28-04 　　唐君毅是一位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神的现代新儒家，毕生充满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认为文化的核心在于道德理想的建立，一切伟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必然首先肯定人的生命内在价值信念。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一书中讨论了王船山的哲学，包括王船山的天道论、人性论、人道论和文化哲学论。他认为王氏著书四十年，经史子集无不赅及，学问通达甚广，精神垂注久远，“其精神所涵润者，实在中国文化之全体。秦汉以还，朱子以外，更无第二人足以相拟。”[1] 唐君毅对王船山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给以高度评价。在评价王船山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唐君毅对王船山在诗学方面的成就，也给予同情的理解和独到的阐发。 　　一、“船山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 　　在中国思想史上，王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儒，强调道德意志的目的性融为自然，人必从融化于道德意义中的自然里汲取诗意。这就形成了以“内圣之学”为尺度的船山诗学。唐君毅重点疏释了船山“礼、诗、乐”的诗学观念。 　　唐君毅确认“船山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2] 从哲学史看，船山把道德理性作为身与物的主宰，而此主宰的背后是“气”，这种“气”是人心根本之性与自然形色之气，真实无妄。诗乐就是人的才情（气）的表现。为什么诗乐在礼仪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呢？唐氏的答案是，“盖诗之意义与韵律，与乐之节奏，固皆表现吾心之理”。然而，人们如果只是理在心而欲显理，还不足以构成诗乐。更重要的是，人类须要既显理又达情，方有诗乐。“盖情原于心有所期，有所志而又与具象会。心之有所期、有所志，原于性，而性即心之理，故诗乐兼达情与显理。”[3] 诗乐创作的过程是，创作者“达情”，借具象之境，以表现内在的情志。作者把情志表现于形色之中，使之融合，需要才情。才情运作，形成诗乐。而才情皆由“气”产生。唐君毅认为，谈论诗乐，必须一开始就要扣住“气”，这样才能揭示诗乐的底蕴。 　　船山的诗论中，诗言志、诗达情的言说随处有之。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诗人主体心性与客体之物相融相通之论述：“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乐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几为通，而勃然与矣。”[4] 唐君毅认为船山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诗学原则，即诗乐是源于自然的诗人之情与心中久蓄之志相触相融的产物。 　　唐君毅发现船山诗论不仅仅停留在言志、达情的层面，而且走向纵深，触及诗美创造的要素：余情。“情而求达，必有余情。没有余情，何求达情。故船山贵余情。余情者，感于物而动，物去而吾之充沛之气有余，仍有所系，而有之情之自动自发，不可自己者也。故余情不生自外境，而生自内心。”[5] 余情，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及其表现，用船山的话来说，这是道的外现，“道生于余心，心生于余力，力生于余情。故于求道有余，不如其有余情也。”[6]而达情之诗之所以可贵，也正在其能表现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之余情。达情之诗的价值在于凸显了道德理性。船山标明达情之诗之作用，在于使人情相感通而仁慈，使情达而顺畅，并贯通形上与形下。 　　船山提出一个重要的诗学观念：“诗者，幽明之际者也。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搏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天之命也，人之神也。命以心通，神以心栖。诗者，象其心者也。”[7]这段话包含了独到的诗学见解。那么，诗何以为幽明之际呢？唐君毅作了阐释：诗的在场部分（明），是诗必有文字声音。文字声音是现实世界的媒介。但诗的不在场部分（幽），是字里行间包含的意义和意象，靠读者以心体味。从创作的发生到作品的欣赏，人们将经历幽明交替的情形。诗歌的意象是诗人情景交融的具象表现（幽——明），是诗人内在情感与理想的表现（幽——明）。而读者面对诗歌作品，欣赏意象（明——幽），又是一种情景之交融（明——幽）。意象既表现于形色（明），则人又可于情景双忘（幽），“由意象与形色双忘，而诗之境乃即实即虚，即虚即实，形下即形上，形上即形下之境也。”[8]唐氏认为，从原始宗教和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就，形下则通于人，形上则可通鬼神，因此祭祀不能无诗乐，船山把宇宙看成“虚灵的时空合一体”，里面氤氲着诗的体验。 　　唐君毅注意到船山论乐时从达情方面考虑的，乐比起诗来，达情更直接，乐纯以声音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