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爱情诗背后中西文化诗学审美之差异.docVIP

浅析爱情诗背后中西文化诗学审美之差异 　　摘 要： 爱情如云霞雾霭气象万千，极为神秘微妙。中西方的情诗受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从而可以窥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 爱情诗 中西文化 审美差异 　　玫瑰的芬芳如梦袭来。依着爱情的世界，正午的阳光和冬天的寒夜都柔和且流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为爱情大唱赞歌：“我知道，爱情是人类最喜欢的处女作，我知道，世界上一切都由它来创造，我不信，她会在卑鄙的心灵上降落，我不信，她的崇拜者会是微不足道。”在古今中外诗人的笔下，爱情充分展现了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中西方的情诗受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从而可以窥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中诗写友情的多，西诗写恋情的多 　　被作为儒家经典的《易经》认为“一阴以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无不具有阴阳二性，并将“阴阳”观引入社会和家庭伦理生活领域“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男尊女卑，“正位乎内”的角色地位要求男性以广阔的社会为人生舞台―求学致仕，出将入相，或求取功名于朝中，或安百姓于治下。 　　中国社会表面上以家庭为重，骨子里却是兼善主义，重功名轻爱情。诸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百万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身到凤凰池”等，歌颂向往的都是功名，很少有人写爱情。杜甫几乎就没有，只有三两首写给太太，但已经不客气地称“老妻”了；李白写情诗只写闺怨，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失意，而非对一个女子的感情。情诗在中国古诗中很不发达，儒家传统视谈情说爱为纨绔子弟所为，不是一个大丈夫溢于言表的事。在中国古代的男性作家的意识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妻子生来就只配在家庭中操劳作息、养幼事老，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历来为整个社会所不屑。虽然我们偶尔也能读到“拜母不能言，揖妻交重寄，此际心若摧，出门方陨涕”一类的诗句，但更多的却是“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丈夫志四方，不受儿女羁”，“英雄有事在烽烟，红粉生离未足怜”这样的句子。所以，爱情诗自《诗经》以后便难以为继了，偶尔有人写几首，也是因为仕途无望而“自暴自弃”，就像柳咏自嘲为“奉旨写诗”而沉迷于“靡靡之音”那样。《诗经》、《唐诗》中还有几首含蓄的情诗，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另外，婚姻包办、一夫多妻，再由于生产力落后、交通不发达，以及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等，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老妻置异县”和“重婚姻、少爱情”的情形。他们更多地把光阴用于仕官羁旅，所以日常跟他们接触最多的不是女子，而是同僚、朋友。中国文人写友情的作品绝对多于写给妻子、恋人的作品。如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赋予友情以超越空间的力量，写得真切豪放。而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更是情深义重、脍炙人口。 　　显然，中国是友情多于爱情，而西方是爱情多于友情。爱情在西方人的个体生命中极为重要。在西方传统中，男女之爱大多含有精神之含义，把女性视为人格的补助者和灵魂赖以上升者，直至形而上境界的一种象征。杨周翰指出：从但丁开始，西方就有一种爱情观，把男女之爱看做通向上帝爱的第一个阶段。爱具有某种神性。如《雅歌》可称得上是西方文学中第一情诗。诗中叙述男女情事极大胆，情感之炽烈，古今罕见。诗中的新郎召唤新妇，没有丝毫忸怩之色：“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其中的男欢女爱透露了对世人、对教会的大爱。弗洛姆认为：爱主要不是和具体对象的联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取向。 　　在中国得于朋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于妇人、女子，再加上受中世纪追求服饰华丽，谈吐仪态优雅，以博取贵妇人“典雅的爱情为荣”骑士之风的影响，以及不同于中国的女性地位。西方文学中出现了大量讴歌世俗爱情的诗篇，一方面赞美了比生死还要强烈的爱情，另一方面肯定了妇女在爱情上的权利和选择。普希金、海涅、拜伦、雪莱、裴多菲、布朗宁夫人、莎士比亚都以爱情诗闻名遐迩。如“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象我爱你一样。”（普希金《我曾经爱过你》）就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很纯洁的爱，纯洁得毫无指望、不求回报；纯洁得真诚地、温柔地对待；也纯洁得当“但愿它不会再去打扰你”，“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时，仍然祝福她“另一个人也会象我爱你一样”。又如裴多菲献给未婚妻尤丽娅的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