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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融资租赁行业竞争瓶颈的探讨 　　[摘 要] 无论在营业税时代还是增值税时代，融资租赁业均根据不同的经营主体确定了差别税收政策。笔者通过对融资租赁的发展环境与业务性质的探讨，发现融资租赁税收歧视的真正原因是计划经济下严格的市场监管以及对融资租赁业务性质的认识不足，而这两个原因并不能构成如今形成差别税收政策的合理根据。笔者以为，融资租赁市场的改革，需要放宽对融资租赁业务参与主体的限制，而改革的切入点就是实现统一的税收政策，以保证融资租赁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 　　[关键词] 税收歧视；计划经济；市场准入；金融业务；公平 　　[基金项目] 2013年上海地方高校“大文科学术新人培育计划”项目。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135-2 　　一、融资租赁税收歧视相关政策证据 　　（一）营业税时代的税收政策 　　“营改增”之前，流转税是融资租赁的主体税种。国税函[2000]514号文是营业税时代最具代表性、也是相对成熟的融资租赁行业税收政策，笔者主要通过对该文的解读来寻找营业税时代的税收歧视证据。 　　国税函[2000]514号文按照是否取得资质及是否全额偿付区分融资租赁和租赁。对有资质的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无论是否全额偿付都按金融保险业差额计税。其他单位经营融资租赁业务，按照货物所有权是否转让区分税种：货物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的征收增值税；未转让给承租方的，征收营业税。经批准与未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的单位之间，存在着税种、税目以及计税依据的差别。对于没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企业按照全额征税营业税是流转税中的重复征税，加大了没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企业的负担，增加了未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单位的经营成本，不利于融资租赁业的发展。 　　（二）增值税时代的税收政策 　　“营改增”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财税[2011]111号文标志着上海地区融资租赁增值税扩围的开始，为了更好地支持融资租赁行业的税制改革，该文的附件3规定了营改增的过渡政策，即“对经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另外，在去年年底颁布的财税[2013]106号文对销售额进行了明确，其中规定采用余额为销售额的主体为“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财税[2011]111号文否定了“其他单位”从事融资租赁，在营改增税制改革中享受优惠政策的可能性，而财税[2013]106号文否定了未经审批从事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服务以余额计算销售额的可能性。可以说，“营改增”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融资租赁业公平竞争的瓶颈，反而使其愈演愈烈。 　　二、融资租赁税收歧视的原因探析 　　（一）计划经济下的严格市场准入监管 　　税收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宏观经济来看，融资租赁产生的时代，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融资租赁在我国的发展，必然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融资租赁业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融资租赁出租人类型的计划性。出租人的性质、特点，结合我国的计划经济，决定了金融机构类出租人成为我国融资租赁业出租人的主体组成部分。由于出租人需要根据承租人要求从供货人处购买租赁物，这就要求出租人必然拥有巨大的财团。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背后拥有巨大的、稳定的资金支持的财团莫过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他们无疑成为融资租赁市场的宠儿。从行业发展来看，由于该时期的融资租赁初被引入中国，发展极其不完善，而该时期我国对融资租赁的认识相对不足，导致了该行业成为严格监管的对象，高准入门槛使其他类型的出租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在于融资租赁出租人承做的项目的计划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着外汇资金短缺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以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这一突出矛盾。融资租赁不失为解决这一矛盾的良好解决方案。融资租赁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引进外资，解决国企资金不足与设备改造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进口直接融资租赁为主的业务模式，决定了外贸进出口权是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必要条件，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无疑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融资租赁，对交易安全的过分强调，对融资租赁的片面认识，决定了对出租人资格条件的过于严格的规定，金融机构类出租人天然地成为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利好获得者。1986年对融资租赁业的税收政策，是融资租赁市场发育不完全的产物，同时也昭示着不平等税收政策的开始。 　　（二）对融资租赁行业“金融业务”的错误认定 　　90年代是融资租赁曲折前进时期。由于内控机制缺乏，外部监管错位，配套措施不足，融资租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