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戈尔巴乔夫从改革到废弃苏维埃制度的理论认识轨迹.docVIP

论戈尔巴乔夫从改革到废弃苏维埃制度的理论认识轨迹 　　一、人民自治理论的延续与结构改造思想的萌生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把劳动人民的自治设想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一项切实可行的民主原则。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领导人也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过人民自治的思想。戈尔巴乔夫接过了前辈们的概念和内容，强调“在为了提高苏维埃的作用与威信，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吸收群众参加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所有方式方法而进行大量工作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人民自治发展的理论问题”。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指出，要发展人民自治制度，就要在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民主原则，自治原则不是在“国家制度之外，而是在其中发展的，人民自治是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苏共“二十七大”的党纲把党、苏维埃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分别看成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体系，其中“党是推动社会主义自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主要保障”，它本身又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而苏维埃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及其在实现人民的充分权力、团结和动员群众方而的巨大可能性。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迫切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完善政治体制，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就是开展苏维埃各方而的工作 。此后，“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人民自治”成了戈尔巴乔夫推行其改革政策的一个重要口号而被一再提及。 　　苏维埃是人民自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加强人民自治，必然要涉及苏维埃体制的建设与改革。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了苏维埃这个“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称其为“劳动人民进行直接创造活动的成果”，并说，如果没有苏维埃，就不可能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团结起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千百万人民群众，新经济政策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苏维埃是劳动人民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维护者，它的最大特点便是自己做出决定和自己执行决定，“这是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相结合的独一无二的和最有效的形式”。但是，由于行政命令式管理体制的实行，苏维埃的威信降低了，苏维埃被排挤了，许多问题是在没有苏维埃参与的情况下解决的。 　　党代替了苏维埃，执行机关凌驾于苏维埃之上，苏维埃不被尊重，不被理睬，功能得不到发挥，在国家生活中沦落到了二等甚至三等的地位。戈尔巴乔夫承认，这种状况曾引起注意和不安，也做出过决定和法令，但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好转，苏维埃的工作始终没有突破性改善叫。于是，戈尔巴乔夫而临着或者说再次重复了与其前任几乎相同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治权力机关和强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因素体现者的作用”，即“苏维埃应该完全起到自己全权决策机关的作用”，也就是“要使各级苏维埃真正成为国家权力与管理运作中的发挥首创精神的全权的中心”。为此就要求扩大苏维埃的权限，厘清苏维埃与党和执行机关的关系，真正做到将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交由苏维埃去研究解决，而不再发生各级党委干涉苏维埃的内部事务、执行机关凌驾于代表大会机关之上或不受其约束的现象。要使苏维埃真正行使自己的全权，还需要改革苏维埃代表选举制度，使选举名副其实;同时，还要提高苏维埃自身的工作质量，把苏维埃会议从“隆重的会议”变成对具体事务的讨论，不是以举行会议的次数，而是以实际的效果来评判苏维埃的工作。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看法，固然有若干新的见解、新的认识，但就总体而言，大多仍不过是其前任们一再重复的旧章。更重要的是，单单几次讲话、几个决议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它们能够落于实处，类似的措施己不比一次地在实践中流于形式了。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恢复苏维埃的革命和民主本质的最初步骤，而问题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防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扩大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因为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要保证改革不再停滞不前，不使重复性的决议和措施再循环下去，就必须使苏维埃本身的地位和工作“实现创新性的变革”。实践己经证明，恢复人民代表苏维埃充分权力的任务用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根本解决，也就是要对人民代表苏维埃体制进行结构性的改造，以建立起能保障政治体制及时自我更新的有效机制，“这种政治体制要能在一切生活领域中越来越积极地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自治原则”。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戈尔巴乔夫的目光开始游离苏维埃本身，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借鉴，以修补其人民自治理论，扩充苏维埃的内涵。而这时，另外两种观念即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与泛化的新思维理念己在他的思想中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两种因素的渗入和交互作用使得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体制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二、社会主义人道化与对苏维埃体制的否定 　　在苏共“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