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死刑的理性思考——以100例死刑案件为视角.pdfVIP

· 专 论· 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 限剐 利的理住粤考 以100例死刑案件为视角 吴大华 王 飞 (贵州民族学院，贵阳550025) 摘要：本文从调查的一百个死刑案件角度概括了当前死刑适用的深层理念，认为死刑适用 的限制如果要迈出坚实的一步，就首先必须在新的理念指导下调整死刑的基本政策。以此为逻 辑起点，本文从政治责任、立法、司法、民意等方面论述了限制死刑适用的现实性步骤。 关键词：死刑；政治责任；立法；司法；民意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05)03-0091-08 鉴于中国的国情和死刑独特的性质，国内限制死刑的思考也不能仅仅限于理论的角度，而要在可预见的时期 内切实实现死刑的限制，国内学者，特别是刑法学者更多地应该从决策层角度考虑限制死刑措施的可行性。 为了推动限制死刑的进程，2004年10月，我们对G省1999年至2004年之间发生并已经审结的100例死刑 案件进行了调查。就案件类型来讲，在调查的100个案件中，抢劫案件38件；故意杀人案件43件；绑架案件l件； 故意伤害案件5件；贩卖毒品案件II件；拐卖妇女儿童案件l件；票据诈骗案件l件。除了13例非暴力案件和12 例抢劫犯罪案件没有致人死亡外，其他75例案件均有致人死亡的后果发生。从判决结果看，凡是发生了死亡后果 的案件，都适用了死刑。在没有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因为犯罪次数较多或者数额较大，一般也都适用了死刑。可 见，从调查的1oo例死刑案件来看，民众中的“杀人偿命”观念，决策层“以重刑控制严重犯罪”的刑事政策仍然在 死刑的运用中起着主导作用。从中国传统的刑法文化、刑事政策传统内涵审视这一现象，人们都可以理解。可在 文明社会的大背景下，在中国越来越融人国际社会的今天，决策层一味固守传统的刑事政策观念不变，当然也是 不合时宜的。首先，要融人国际社会，中国就不能无视自己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一行为所产生 的法定义务和道义责任。其次，社会的文明性也不允许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以至于置刑罚的文明性于不顾。 死刑的传统合法性不能为死刑在当今文明社会大行其道提供正当根据。再次，传统的王权政治如果说把公民的 生命作为维持政权的工具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而死刑大行其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人们的理解的话，则现在 的政党政治因为不能把公民的生命视为统治的工具，因而限制死刑的适用，特别是保证死刑的准确适用就是当代 统治者所应承担的当然义务。正是基于此，任何对死刑误用的放纵都会在根本上否定政权的合法性。换言之，决 策层没有理由不把死刑的限制适用放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既然，决策层无法回避死刑的限制适用问题，那么， 如何推进才可能使死刑的限制具有可行性呢?笔者认为，调整死刑政策是推进死刑限制的基本前提。死刑政策只 有向着有利于限制死刑适用的方向变化，限制死刑的实际努力才能从各个层面展开。以下就是在这一前提下所 进行的分析。 作者简介：吴大华(1963一)，侗族，贵州民族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后；王飞(1973一)，贵州民族学院刑法学硕士研 究生。 · 91 · 一 、 基于政治责任的分析 我国的死刑存废问题，尽管在法学理论方面经过探讨后已基本形成共识——立足于长远废除死刑，现阶段则 应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决策层领导的实质性参与，当前限制死刑的进程难以有实质性进 展 一方面，限制死刑的基础——民意的改变需要国家决策层领导的介人、支持和帮助，以便发挥他们的权威性导 向作用；另 ．方面，死刑限制的主要合法途径——死刑立法需要国家决策层的首肯。所以，国家决策层领导的推动 是限制死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当代美国行政学家罗森布鲁姆的著名论断：“决策 被视为高层公共行政及基层有效管理的本质 ” 我们可以这样说，从现实政治层面的条件上讲，切实解决限制死 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府高层领导的决策(及其实施)的问题。而国家决策层领导是否以积极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