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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世务与贵清虚:魏晋士人阶层的政治哲学.pdf
2016年7月 第4期 总第266期 理论学刊 TheoryJournal
JlI.2016
No.4 Ser.No.266
重世务与贵清虚:魏晋士人阶层的政治哲学
张文浩 ,张承志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魏晋时期士人阶层重视经纶世务,既有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考量,也包含争取宗族利益最大化和恒 久化的习惯,接近政治权力核心是其突出体现;而贵清虚的姿态实则为一种低调的文化炫耀,通过玄谈举止的文化 活动架构起来。何晏、王衍、谢安的精神气质和政治人格的两重性,代表了魏晋以降士人阶层既重世务又贵清虚的 政治哲学。魏晋士人既在学术思想方面构造了一个才性与玄理兼备的清虚世界,也在事功世务方面构造了一个成 败荣辱交织的人生图谱。他们有意地疏离或者无心地卷进政治场域,精神世界充满着矛盾性和丰富性,其理论和实 践、才性和玄理、德行和福配之间的关系亦须作 出更多同情式的历史诠释。 [关键词]重世务;贵清虚;魏晋士人;历史诠释 [中图分类号]B235;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6)04—0122—06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时间跨度,其间士人的精神气质自当随着时运推移而有所变化,并经常呈现 出矛盾且丰富多彩的面貌。在政治哲学方面,重世务与贵清虚交织互渗,士人阶层依违两可之间,有时 甚至乖谬背离。所谓世务者,此处主要指谋身治世之事,突出表现在政治场域里的奔竞角逐;所谓清虚 者,主要指避尘世功名俗务而怀抱清高淡泊甚或虚无的人生价值取向。魏晋时期士家大族势力的崛起 和膨胀,离不开士人阶层对世务的高度看重。这种看重,既有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考量,也包含争取家 族利益最大化和恒久性的习惯。而贵清虚往往意味着一种姿态,表面上是疏离政治世务而实则为一种 低调的文化炫耀。故重世务与贵清虚并非泾渭分明,或者说并非互相对立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 式的两个方面。士家大族因其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优越性,构成了士人阶层主要来源,士人阶层由 此成为整体人格精神的独立实体存在,在文化建构中具有超越性和审美性,表现了士人阶层的个体精神 独立意识和群体文化自觉意识。他们可以肆意逞怀,展露一己之喜怒哀乐,可以俯仰自得而游心于太 玄,探索那些“形而上”的思想问题,以体现他们的文化优越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贵清虚”的生活方 式。另一方面,士人身份依委于其宗族利益之时,却几乎都打上了“重宗族轻个人”的烙印。
一 、名理玄谈中的风神及其政治指涉
表面看来,以何晏为初祖的清谈之士乃“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只贵尚 清虚而不重世务才导致邦国覆亡;但实际上这里纠缠着清谈之士和礼法之士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 暗斗。也就是说,清谈之士贵清虚或者礼法之士重世务的说法,都是仅就侧重点而言,其实整个士人阶 层都不可能偏于一端。何晏亦如此,早年与毕轨、邓飚、李胜、丁谧等都有才名,但急于富贵,趋炎附势,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文论的游艺观念史研究”(项目编号:2014M551167)、吉林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游艺精神史与中国文论演进”(吉教科文合字[2016]第401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文浩,男,文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 为中国文艺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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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世务与贵清虚:魏晋士人阶层的政治哲学
魏明帝曹散继位后,厌恶他们虚浮不实,故多加抑制而不录用,何晏只是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冗官。何 晏当然不甘沉沦下僚,他是很有一番政治抱负的,遂联络一帮与他一样遭遇的青年士子,以“材辩显于 贵戚之间”,“邓飚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①。连司马 懿那位向来以务实而闻名的儿子司马师也被吸引而至,并形成一种时髦风气,在京师弥漫开来,尤其是 其“人材清议”舆论,甚至影响了政府的选官活动。这在朝廷当权派看来,实是一种危害社会稳定的非 法结社活动。魏明帝迅速作出反应,于太和六年(232)下诏,以“浮华交会”等罪名将夏侯玄、何晏、邓飚 等十五人“皆免官废锢”。免官废锢的原因并非“浮华交会”,且“所谓浮华,非指生活上之浮华奢靡,而 是从政治着眼,以才能互相标榜,结为朋党,标举名号如‘四窗’、‘八达’之类以自夸”②,影响政治局势 才是真正的原因。从中可见,何晏等人“贵清虚”活动,真正指向的还是“重世务”,其学术旨趣仍然是与 世俗权势的追逐不相违背的。及至曹爽辅政,“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 迁侍中尚书。晏前以尚主,得赐爵为列侯,??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⑧。何晏 等依仗曹爽势力用事,迎合者升官进职,违抗者罢黜斥退,朝廷内外都看风向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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