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与电视新闻的伦理缺失.docVIP

PAGE  PAGE 10 “祛魅”与电视新闻的伦理缺失 　　在《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一书中，陶东风先生用两次“祛魅”，勾连起1978年新时期以来所有的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祛魅”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又译为“世界的解咒”，是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陶先生所说的“祛魅”不是恪守韦伯的原始含义，即不是把“祛魅”严格限于宗教权威，而是同时将它扩充、引申和延展到准宗教或非宗教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以一系列包含-排斥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一体化的权威和神圣性。文学的“祛魅”，即统治文学活动的那种统一的、或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性的解体。陶先生认为，自新时期到现在，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两次“祛魅”的过程：第一次“祛魅”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次“祛魅”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也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力。它“祛”的是以“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为最高典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之“魅”，是“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第一次“祛魅”的过程同时也是“赋魅”的过程，革命文学/革命文化被“祛魅”的结果，是精英知识分子文学（文化）被“赋魅”。这次“祛魅”不仅为精英知识分子及“新时期”文学的出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且还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文学/文化之“魅”。第二次“祛魅”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是在文化市场、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新传播媒介的综合冲击下完成的，“祛”的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学、精英文化的“魅”，它导致的结果是文学市场和文化生产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去精英化、解神秘化的趋势，代之以大众消费文化被“赋魅”。① 　　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的两次“祛魅”与两次“赋魅”过程类似，中国电视新闻也经历了从“政治新闻”之“魅”到“精英新闻”之“魅”再到“大众新闻之“魅”的“祛”与“赋”的过程，电视新闻业者的职业操守也在“真”、“善”和“美”的迷失、旁落与困顿中，不断地探索前行。 　　 　　一、政治新闻之“魅”――“???”的迷失 　　 　　中国电视虽然诞生于1958年，但是由于电视机长期没能实现社会化、家庭化的普及，因而长期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改革开放不久，中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迅速完成。但是，由于在体制、机制和观念上依然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同当时的报纸、广播一样，依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 　　由于被片面地看作是宣传工具，那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不能按照新闻报道自身的规律来开展，时效性、真实性与贴近性都得不到落实和体现。上海电视台老台长龚学平在回忆当时电视新闻报道状况时描述道：大家把电视新闻想成是跟电影新闻简报一样，所以把电视新闻作为电影来拍。认为形象是第一的，新闻是第二的……每条电视新闻片还写分镜头剧本，拍一条电视新闻少则两三天，多的要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这样的电视新闻片已经变得不是新闻了，所以经常出现夏天播的是冰天雪地、冬天却是鲜花怒放的景象。② 　　当时的电视新闻不仅谈不上新闻的时效性，就连最基本的信条――真实性也无法保证，为了政治宣传，不惜大量地采用摆拍、补拍和组织拍摄等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做法。上海电视台老摄像朱盾回忆说：当时拍农田劳动总希望有一点气氛的，所以有些镜头都是要组织拍的……为拍摄出春耕的气氛，一头牛不够，就增加一点，变成三四头牛，劳动的人也要多找一些。③ 　　由于那时的新闻完全是配合政治宣传、政治形势的需要，一方面工农业生产状况、各级领导活动以及大小会议等充斥于电视新闻之中，在题材上距离普通群众的生活较远；另一方面主题先行、肆意拔高，“高大全”、“三突出”等倾向依然存在，加之单向性、灌输性、说教性的报道方式，迷失了“真”的电视新闻在这一时期“成为了老百姓最不爱看的一档节目”。④ 　　1979年1月28日，中国内地第一条电视广告在上海电视台播出。随着席卷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的大环境，电视新闻业者也同其他媒体业者一样，自身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被很快地唤醒起来。电视新闻报道要遵守新闻规律，按新闻规律办事，电视新闻业者开始自觉地进行新闻职业身份的自我矫正与自我规范，进而一批新闻精英成为新闻职业信条的实践者和护卫者。电视新闻单一的政治宣传属性被“祛魅”，而在“祛”政治化的同时，新闻媒体得以正名，电视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与贴近性等方面得到重视，并被确立为新闻报道的基本信条。现场采访、深度报道、跟踪拍摄与纪实手法的应用，一改长期以来的新闻创作中空镜头加解说词的说教样式，使镜头记录的事物更加可信。新闻节目采、编、播一条龙生产模式，以及从演播室直播到全流程直播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电视新闻的“真”开始得以慢慢地回归。 　　 　　二、精英新闻之“魅”――“善”的旁落 　　 　　中国的电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