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流漂杵”随想.docVIP

PAGE  PAGE 5 “血流漂杵”随想 　　从小到老,我读书信奉并践行两条古训,一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我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但也自知作此选择的原因并不冠冕堂皇。“不求甚解”其实是自己跟自己凑合,正规教育止于初中,此后便是“自学成才”,既无规范之教材,更无名师的指点,想求“甚解”亦不可得,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因为不能甚解,才对所读之书多有不信;甚解了,说不定就信了。看现在的种种教育,好像也是这个意思,反复学,来回学,月月学,天天学,就信了。而且,这种不求甚解,直接就作用于“尽信书不如无书”,直到从2010年1月20日的《文艺报》上,读到了王充闾先生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才知道这个话是孟子说的,才知道那个“书”专指《尚书》。虽然亚圣在世时汉语还不时兴标点符号,但现在替他给“书”字加上书名号,良有以也。他为什么认为《书》不可尽信呢?原来《尚书?武成》篇记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有“血流漂杵”之语。孟子质疑道:“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我一直以为“尽信书不如无书”本是极浅显的道理,几乎可以不证自明,却原来竟是这样被证明出来的! 　　 　　以我长期读书所积累的印象(不求甚解就只能凭印象说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中,根本就没有逻辑的立锥之地。从先哲先贤,直到亚圣、至圣,都自信满满,张嘴就是真理,所以他们的重要讲话都叫“立言”,不叫“立论”。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没讲任何理由,就把加起来占人类绝大多数(百分之八九十)的两大群人,打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虽然那时候“书”字并没有加书名号,但从语气上看,确实是指特定的《书》,不是泛指所有的“书”,至少不包括他自己的“书”。当然,亚圣比至圣毕竟差着一个档次,所以他在“立”这个“言”时,多少还是给了一点论证,即“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不幸的是,他所立的这个言,在后来流传时没带书名号,遂至以讹传讹,至少是我,一直以为是泛指所有的书都不可尽信,看了这个话,立刻就有一问:这个话可信吗?然后又马上有了答案:不可信。为什么?因为不合逻辑――在论据与结论之间,根本不存在令人信服的逻辑关系。 　　 　　“血流漂杵”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写实”,二是“写意”。即使是孟子,看来也没有按前者去质疑,因为要从这个角度质疑,最简单的办法是指出血有自凝的特点,积不成足够深的液态血,更漂不起杵。那么它就是一种形容,极言战事之惨烈,而孟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质疑的。可是,在交战双方的仁或不仁,与战事之是否惨烈之间,有没有必然的逻辑的因果关系呢?没有。从1946年到1949年,中国进行过一场大的战争,战争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应属至不仁伐至仁。后一阶段,是解放区军民大举反攻,解放(除台湾以外)全中国,应属至仁伐至不仁。两个阶段相比,哪个死人更多?后一阶段。 　　 　　我们应该信谁?信《书》还是信孟子?这就用得着不求甚解了。若不求甚解,我宁愿信《书》,不信孟子。笼而统之地说,中国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没有一次不是以双方士兵加上无辜平民的大量流血换来的。王位的价值至高无上,在有关双方――无论是它的夺取者还是保卫者――看来,是死多少人都值得或都无所谓的。既得者不会轻易放弃,欲得者也不可能轻易得来,一次和平游行便完成江山易手的事从未发生过。玩这种游戏的人,或许有至不义与半不义的差别,但不会有仁与不仁的差别。不仅没有至仁,半仁都没有。 　　 　　如果一定要求甚解呢?那就有麻烦了。我虽然求不出那个甚解,却或多或少能想象出这个求解的过程会遇到的一部分麻烦。首先,《书》为什么要用“血流漂杵”来“形容”,而不是用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来“记载”?如果具体列出双方各有多少将士阵亡、负伤,各占参战人数多大比例,又有多少平民因卷入战事而或死或伤,那么这场战事之是否惨烈,乃至惨烈到何种程度,岂不是一目了然?岂不是不给孟子们留下任何张嘴的机会?但是,这样苛求于《书》,又未免不公平、不厚道。我们的历史书中,列出了大小战争数百次,其中时常可见“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一类的描写,可是你能找见有任何一次,记载了双方的具体伤亡人数?那时的军队系统中拥有怎样的统计手段,已经不得而知,但若说银两数可以搞得清清楚楚,人头数却搞不清楚,终是不怎么可信。然则就是不拿人命当回事了。时至今日,矿难中的遇难人数仍时有报不准的实例,足以反证。当年军中论功行赏,似乎很像现在的计件工资,是以“首级”为单位计算的,一颗颗人头当场点数,按说最直观、最实在,没有任何弄虚作假的余地,可是到了历史书里,率尔就变成了“斩首无数”。这个“无数”,是极言其多也,但又确实没个准数儿。 　　 　　当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