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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有效管理方式 　　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载体，以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多媒体化和媒介功能融合，媒介资源丰富化、信息传播全球化等特点，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的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网络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供给人们自由选择海量信息的同时，良莠并存的海量信息也会给人尤其是青少年带来不良的影响，像网络犯罪、网上骗局。色情泛滥，电脑病毒、垃圾信息的充斥以及社会舆论分散等等，甚至有时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从哲学角度讲，自由与限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对网络传播的社会监控显得尤为重要，各个国家都在积极探求对网络最佳的管制方式。 　　要保证网络自身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利用网络对人类有利的一面，就必须有一种“限制因素”去对这种“自由”加以制衡。但是，如何限制这种自由呢?在不可能像对待传统媒体那样通过法规政策的硬性控制来对待网络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内部的“议程设置”在网络中还有多大意义?如何对网络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一直是互联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外部控制 　　 　　外部制度对网络的控制，应该是一种更为隐性、间接的控制。 　　当前，虽然大部分国家都在网络控制的制度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如德国、加拿大已经出台了网络控制的专门法规，我国也相继颁布了十几部法律法规，以及多达几十个部门规章和行业政策。但这些只是法律文本层面上的．对于互联网的实际控制并没有太强的可操作性。关于这一点，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对网络控制采取的适应互联网特点的因势利导，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对我国有一定借鉴和发意义。 　　在美国有关网络管理的决策宗旨中，强调了互联网管理决策要科学，不能妨碍互联网的发展并因此影响经济的发展。对于控制方法，强调使用技术手段和业界自律，重视政府、学术界和网络业界进行交流对话，对于业界制定一系列规则和行动标准以进行自律并领导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性，提出所有立法者都需要了解互联网的动作，都应向专家请教；倾向于倡导互联网发展由业界领导和市场驱动……。 　　当前，我国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多达几十部，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这些法律法规明显滞后，同时从事网络研究的学者对互联网业界也并不精熟。 　　这两方面的“综合”，其结果是不能对互联网业界进行有效地政策控制和理论指导。 　　这个问题要想得到解决，政府和学术界都要深入“一线”，同互联网业界共同探讨问题，通过规范业界行为，促使他们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实施网络控制。 　　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有选择性地借鉴是有必要的。我国政府要加强对网络传播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网络政策规范的制定者在制定网络管理法规时一方面要考虑这些政策规范的传统继承性，另一方面要具有超前的发展眼光，制定富有弹性的网络社会的道德法规与原则，为其进一步发展留有余地。国家还应在建立。试行网络传播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网络传播法并为立法。司法、执法部门培训专门人才，提高政府法制化管理的水平。 　　在具体实践中，政府要严格执行网络新闻发布的有关规定，对网站要实现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国内网站未经批准，不得自行采写和发布新闻。发布新闻要注明出处，并按传统报纸的转载要求进行转发。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散布的反动和非法的信息从网上清除，对触犯法律的要进行法律制裁。政府要将网络传播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从各个环节遏止不良信息在网上的传播。 　　 　　内部把关人 　　 　　内部把关人要调整自身定位，由硬性控制向引导控制转变。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把关人”向“网络资讯人”的角色转换上。 　　网络传播终结了“把关人”的信息特权，但并不等于说终结了“把关人”的全部职能，而是说“把关人”要调整自身定位。 　　在网络中，昔日的“把关人”在组织信息方面仍然有自身的优势：(1)他们是信息机构的专业人员，不但掌握了信息传播的专业知识，而且在长期的信息收集、加工、生产和传播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较高的信息分析、综合。判断、预测能力，这是不可比拟的；(2)作为专职信息机构和人员，他们拥有遍布全球的即时信息搜集网络，有更多公开可靠的信息来源，其信息可信度和可确认性要大大高于处于匿名或“半匿名”状态的其他传播者；(3)作为媒介组织及成员，他们必须遵守传播领域多年形成的一整套为社会广泛承认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树立在群众中的威信。 　　但是在网络上，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把关人”以前那种高高在上、“我提供什么信息你们就看什么”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网络是海量信息，任何人的信息在网上都不敢轻言“垄断”，因此，网民自主选择的余地很大，如果“把关人”提供的信息对他不重要，或者他不喜欢，那转眼他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