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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文学功用观的内涵 　　【摘要】沈从文并不是某些论者所谓的唯美主义者或纯文学论者,为艺术而艺术,相反,沈从文的文学观是功利的,即用文学改造社会、世道、人心,对读者施以人的教育,帮助其树立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理解、明悟生命,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观;内涵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自学成才、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自从1923年他怀着文学梦想赴京求学起,就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学事业,不为自己的小学毕业学历而自卑,不为生活环境的艰苦恶劣而灰心,不为周围人的冷嘲热讽而气馁,矢志不移地热恋着缪斯,阅读、写作不辍,凭借作品的艺术魅力,成为现代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新星”,稍后又赢得大学教职和影响全国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职位,并成为“北平文坛的重镇。”[1]这一切,确实来之不易,他需要付出超过常人多少倍的努力!他为什么会如此热诚、如此执着、如此义无反顾地投入文学事业呢?究其原因,除了他对自己的了解和自信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对文学的基本信念――他的文学功用观。正是文学功用观支持着他的文学探索,左右着他的文学道路,指引着他一步步地攀上了文学的“高峰”。 　　探讨沈从文的文学功用观,需要谈及“五四”运动对沈从文的影响。因为正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身处穷乡僻壤,在行伍中谋生的沈从文才得以觉醒,抱着读书救国的梦想毅然赴京,踏上了艰难坎坷的文学之旅,由此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而且,五四新文学运动塑造了沈从文的文学功用观,为这颗文学新星从“出现”到“闪亮”到“耀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写于建国初的《总结?传记部分》中,沈从文是这样说的:“我既受当时的新文学运动余波影响北来,到北京自然是习文学,所读的新书,正代表了五四运动发展的文运社运,对文学社会所抱的理想和要求。总结下来只是八个字:工具重造,工具重用。换言之,即如何把文字当成工具,在试验中讨经验,弄好一点,用到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的各方面去。我就守住这个单纯原则,用它学习,用它写作,用它教书,过了二十五年。”[2]可见,新文学运动的“工具重造”、“工具重用”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沈从文,成为他的文学与人生指南。在《学鲁迅》一文中,他解释了“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含义,他说:“文学革命的意义,实包含‘工具重造’、‘工具重用’两个目标。把文字由艰深空泛转为明白亲切,是工具重造。由误用滥用,把艰深空泛文字用到颂扬名伶名花、军阀遗老,为他们封王进爵、拜生做寿,或死去以后谀墓哄鬼工作,改成明白亲切文体,用到人民生活苦乐的叙述,以及多数人民为求生存,求发展,所作合理挣扎,种种挣扎如何遭遇挫折,半路绊倒又继续爬起,始终否定当前现实,追求未来种种合理发展过程,加以分析,检讨,解剖,进而对于明日社会作种种预言,鼓励其实现,是工具重用。”简单说来,“工具重造”即用现代白话文取代书面语与口语不一致、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工具重用”即一改用艰深空泛的文字颂扬名伶名花、军阀遗老的旧习,而用明白亲切的文体表现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挣扎、努力,鼓励其追求美好、幸福的未来。可以说,新文学运动的“工具重造”、“工具重用”观念为沈从文的文学跋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也为其文学功用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沈从文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功用观。 　　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其文学功用观有两种措辞不同的表述。 　　1.“以文学代经典”。在《谈进步》一文中,沈从文探讨了文字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提出了“以文学代经典”的文学功用观。他认为,宗教情绪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的宗教情绪起源于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敬畏之忱,原始人用符咒魔力集中这种情绪,用仪式和信条来装饰,顶礼膜拜神灵;人类理性抬头后,符咒魔力与宗教尊严逐渐失去意义,文字便代替了符咒,发生魔力,但“经典”依然保留它的神性;到了近代,用各种出版物来宣传的政治思想,成为归纳人类宗教情绪的尾闾,当这种宗教情绪游离无所归宿时,还得依赖艺术和文学来消除或中和。文学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兴起正说明了这种要求的强烈以及如何衍变。这时,过去用文字写成的经典已变得陈腐,不甚光辉,有人注意到文字既能代替符咒而兴,产生新的魔性,用于政治可燃起人类的宗教热情,用于文学,仅仅是中和这种热情,未免可惜,于是提出文学在任何情形下,都应当成为经典,这种经典内容且必需与当前政治理想和伦理理想相通。即要求文学“载道”,成为煽动或扩大翻新人类宗教情绪的主要工具。 　　沈从文接着探讨了文字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他认为文字虽促进了人类进步,可是也妨碍理性,增加束缚,使人类常困囚在文字所造成的各种观念里。他同意非耳格林在其著作《史地关系新论》中的观点:人类的一切改革都异常困难,因为改革的“动量太大”,与人类的“苟安性”相冲突。也赞同罗伯的《技术统治》与安宅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