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的思想“坐标”.docVIP

廖平的思想“坐标” 　　□廖平与张之洞、康有为、王?]运的思想交涉与学术异同，是我们今天阅读这位六译老人的遗书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澄清这一问题，我们才可能在错综复杂的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建立一个基本坐标。廖平的多变与奇诡，也大抵可以依据这个坐标去描摹其轨迹。 　　 　　在清季民初的思想界，廖平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 　　一个人能够在其有限的学术生涯中“六变”其说，已足够让人惊叹。何况这“六变”，哪一“变”不是充满了天才的洞察和奇妙的想象？ 　　多“变”，尚不足以概括廖平的特异之处；愈变愈恢诡奇谲，仍不足以显示廖平的卓尔不群。廖平生活在一个充满“运动”的时代里，读书人发动并献身于一个又一个运动。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再到新文化运动，无论政纲有多大不同，在致力于“开民智”这一点上，这些运动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廖平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许在于：在大多数读书人都盲目而热烈地追求“开民智”的思想氛围里，他大声宣称自己的志业乃是“开士智”；在“孔家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人人都欲除之而后快的时代风潮中，他竟一再声明自己的学术追求就是被视做“逆流”的“尊孔”、“尊经”。 　　廖平和洋务运动的中坚张之洞及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他终究没有参与这两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或者说，自始至终，廖平都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这与他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没有多少不同。 　　廖平与张之洞之间的师生关系，使他有足够多的机会参与张之洞的洋务事业；而廖平也一度几乎成为张之洞的幕府成员。但是，他到底没有投身于洋务运动之中。1883年廖平在太原晋谒张之洞，曾于席间狂言，“苟《谷梁》有成，不羡山西巡抚。”（廖宗泽《廖平年谱》）这当然可以被看做廖平更加珍视学者生涯的心志表达。但是，如果联系到此后他与张之洞日益尖锐的学术分歧，这句话绝非没有弦外之音。1880年进京应试前后，廖平建基于今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日益明确，与笃信古文的张之洞的矛盾分歧即已开始显露。从（1880年）警告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到批评《今古学考》“洞穴各自有主，难于自立”及“但学曾胡，何必师法虬髯”，再到（1889年）勒令廖平放弃《知圣》、《辟刘》二篇，否则“必将用兵”，廖平的思想几乎是在张之洞的批评甚至恫吓中成长成熟。我们无法判断是否是因为张之洞的弹压激起廖平思想上的反抗从而相去愈远，但至少可以肯定，廖平并没有理会张之洞的威胁。 　　表面看来，张之洞与廖平的矛盾冲突似乎主要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种学术立场的对立。这当然不错，但它远不能概括张、廖的全部分歧。张之洞不是一介书生，廖平更不是寻常士子。作为晚清时代最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对于华夏民族所遭遇的空前变局不会没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分歧或许在于：对中国面临的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以及什么才是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张之洞积极参与并热情推动的洋务运动旨在引进西方的“技艺”。所谓“西学为用”，即是在技艺的层面学习西方。这里的“技艺”，不仅仅是指技术和工业，也应该包括法律和制度。虽然从实践的层面看，洋务运动在推行过程中仅限于前者，但是其意图未必不包括后者。张之洞不但强调学习“西艺”，更强调学习“西政”：“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劝学篇》可以算得上是洋务运动的施政纲领了。在该书的《序》中，张之洞批评当时的读书人“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而《劝学篇》之作，正是为了对治这种情形：“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冯天瑜评注《劝学篇#8226;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P24）内篇讲“中体”，外篇言“西用”。外篇第一为《益智》，以“开民智”相号召，堪称外篇十五之总纲。尽管廖平写作《知圣篇》时，张之洞的《劝学篇》尚未成书，但是两人政治观念的分歧必然在形诸文字之前早已存在。两人之间，学术立场的分歧显而易见，政治观念的不同却很少有人注意。张之洞的《劝学篇》力倡“开民智”；廖平的《知圣篇》却声称要“开士智”。前者认定中国的积弱是由于民众的愚昧；后者则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心智的蔽锢。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分歧所在。 　　以“开民智”为救亡的手段，这足以说明洋务运动的启蒙性质。在主张“开民智”这一点上，洋务运动与此后的维新运动、立宪运动、新文化运动并无多少不同；区别仅仅在于：以什么来开启民智，开民智到什么程度。洋务运动只不过是这一连串启蒙运动中的一环而已。廖平与张之洞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廖平与洋务运动的分歧，甚至可以看做是廖平与中国近代这一连串启蒙运动的分歧。 　　廖平曾批评康有为的《改制考》袭用自己《知圣篇》的观点却不得要领。当代学者对“廖康公案” 津津乐道，热衷于考辨康子是否抄袭廖平，却从未注意到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