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与政策生态之关联——基于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分析.pdfVIP

78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1 年 环境，是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所说的政策的情境性 ( contextuality) ，是政 策作为一个整体社会过程的认知图，所不可能脱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化环境。[2] 在课程改革的政策领域，政策生态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生态 因素(政策运作最为基础和深层次的环境)、政治生态因素(决定政策性质与合 法性的依据)和社会文化生态因素(政策运作的伦理与心理基础) ，还应该包括 课程政策发生发展所处的具体的教育场域条件。也就是说，特定时空条件下的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教育系统的内在情境共同构成了课程改革政策生态 的主要方面，决定着课程改革政策生成与发展的轨迹。 一方面，可以看到，课程改革政策是政治的产物、社会的产物，也是经济的 产物，是政治、社会、文化的和经济因素间交互作用的过程。[3] 它往往是政 策生态的现实选择结果，反映着政策生态的性质、特征与现实要求，同政策生态 存在着投射性关系。另一方面，课程改革并不仅仅是对政策生态的被动适应与 反映，课程改革其实代表了教育系统的体系自新与发展的方向，它不仅是从教 育的专业视角对政策情境进行表达与解释的特定方式，也同时代表着专业力量 对于现实世界的重新建构，反过来强化并引领政策生态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和 文化要素的新方向。也就是说，课程改革与政策生态之间同时存在着建构性 关系。 众所周知，世纪之交，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开展了一场幅射全国、历时数十年 并延续至今的课程改革。这场课程改革以素质教育为旗帜，在继承建国以来历 次课程改革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以面向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为宗旨，对课程 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等各方面进行了系 统和深入的变革。作为一项从国家层面系统推进的改革政策，第八次课程改革 以全国范围内义务教育课程实施的调查研究为政策起点，确立了理论先行一 多方参与一实验论证一实施推广的课程改革政策运作机制，它打破常规性的 课程政策变迁的模式，努力构建一套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课程体系[4] ， 进行了较为规范与科学的课程系统的范式性革新。经过了十余年课程改革的 十余历程为我们从较长时间范围内追踪课程改革政策变迁的历史提供了机遇。 重新审视我国课程改革及其政策生态之间的关系，理解课程改革政策生成演进 的内在意义，不仅对于丰富课程政策研究的中国经验具有价值，更是当下对课 程改革政策进行系统反思，并引领未来课程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以上思考， 本文就从课程改革政策生态四个维度的剪影出发，将我国课程改革的政策话语 放置在广泛的政策生态现场加以解读，探讨现实的政策情境如何投射于我国课 程改革政策，并通过课程改革政策的特定话语进行自我表达与建构，从而探寻 其超越课程改革及政策本身的内涵与意蕴。 79 第 3 期 课程改革与政策生态之关联 一、新经济生态与课程改革的政策新要素 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指出特定政策观念及执行中的政策具有其存 在的某种经济条件，当后者发生了变化或被认为发生了变化时，现存政策的所 有部分都要解体，然后一种可能的、包括新要素的政策将被制定出来。[5) 课程 改革中各种新的政策主张首先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变迁，并受到政策环境的两 个最重要因素经济制度的结构和现行的经济状况[6) 的干预，反映出新政策要 素与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与新知识经济出现所形成的新经济环境的关联。 ( -)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与课程政策要素中的主体性与公共性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促成我国经 济运行模式从计划经济的方式转为以市场配置为主，经济调控的主体从原来 的政府一元模式转向分层多元的模式，经济管理的手段也从行政为主转 向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7J 经济体制转型为整个经济环境带来了新的特征。 首先，市场配置和自由竞争的引人，让生产实践的参与者改变了原有被动、 依附性的地位，而成为自我负责、自主盈亏的主体。他们不再单一地依靠行政 命令行事，而是在法律和市场规则的引领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自己的经 济行为负责，并不断地激发内在活力、实现自主发展。新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