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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论与后结构主义之后的作者 　　 摘 要: 后结构主义宣判了作者的死亡,作者不再是文学作品中的权威话语拥有者,作者的权威、意图与身份都被解构,作品和读者取得了独立自足的地位,作者在阅读与解释中并不具有优先权。女性主义文论面临着建立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的艰巨任务,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作者问题。面对被打倒的作者,女性主义文论遭遇到历史的反讽,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赞同巴尔特宣布了作者之死,将女性从作者的家长式权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抹杀作者,重视个人经验在作品中的表达,谋求女性作者的身份的一种建构。 　　 关键词: 后结构主义 作者 女性主义 身份重建 　　 　　 西方传统文论中,作者被认为是作品声音的起源,是作品意义的拥有者和创造者。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罗兰?巴尔特宣告了“作者之死”,这一口号像尼采宣告“上帝之死”一样充满挑衅性,福柯紧随其后发表《作者是什么》,赞同巴尔特的宣言,进一步探讨后结构主义的作者问题,后结构主义确诊了作者死亡的问题。 　　巴尔特认为,作者已沦为符号学的附庸,宣布作者的死亡,解放读者变得十分的有必要,“我们懂得,要给写作以未来,就必须推翻这个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1]。文本变成了符号的交织物,作者与文本不再是父子关系,文本的统一性并不在于作者,作者与读者相比,在解释上并不具有优先权,读者被解放,从而感受到“絮语”的愉悦。福柯同意巴尔特作者死亡的论断,“作者已经消失;上帝跟人都得死”[2],从考古学的角度更进一步探讨作者消失后剩下来的空白。福柯将作者看成一种功能,作者不再发挥其上帝般的权威,而是变成讲述的功能体,“必须剥夺主体(及类似主体)的创造作用,把它作为讲述的复杂而可变的功能体来分析”[3]。后结构主义“作者之死”的诊断瓦解了作者的权威和意图,作者的话语在文本中不再是压制性的,文本和读者被解放了出来,由作者控制的单声道作品变成了意味丰富的多声道的话语,各种声音都可以参与到作品中去,作者的权威和意图受到了极大地挑战。福柯引用贝克特的话来描述作者所处的尬尴状态:“谁在说话重要吗?”,后结构主义之后,作者被消解,与之相适应的作者中心论的阅读批评模式被文论界摒弃,作者的中心地位被颠覆,被排挤出了权威中心游走于边缘,在文本阅读和阐释中变得次要和不确定。一种更为偏激的的倾向认为,在阅读中如果顾及作者的生活、观点、思想和意图,文学的写作和解读就会流入琐碎、闲谈和流言蜚语中,作者似乎被读者、作品所遗忘和抛弃。 　　“人被剥夺了优越性之后,人与其说是世界的主人,倒不如说是世界的奴隶。”[4]在解构思潮之下,作者也被批判地体无完肤。然而在实际阅读和解释中,作者从未停止在我们视野中出现,作者问题是西方文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后结构主义者所宣布的“作者之死”并不是作者在经验意义上的死亡,他们力图抹杀的是作者独裁性话语的权威与意图,谋求文本与读者的解放和独立。作者被打倒之后,思考和构建作者被解构之后的空白对于每个潮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女性主义文论在这个方面具有典型意义。诚如《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两位作者在哈罗德?布卢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身份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它分析了父权中心文化对女性创作心理的负面影响:“这种‘作者身份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即女性诗人担心自己无法进行创造,担心由于自己绝不可能成为一位‘前辈’,因此,写作的行为只能孤立她、并最终将她毁灭。”[5]她们对待作者有着复杂微妙的态度:一方面赞同巴尔特的观点,作者已经沦为符号的附庸,另一方面,她们又面临着思考女性性别意识形态的任务,努力建立建构属于女性作者的文学经典与传统。 　　女性主义文论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权制性别惯例依然压制着女性,女性在文学史中被忽略、湮没,她们强烈要求反映自己,表现自己,主张获得自己在文学中应有的评价和地位,摆脱男性主宰的文化规范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政治、社会体制,试图建立女性价值判断的批评体系。而这首先就涉及到了一种隐含的身份关系,她们认为西方传统文论中的作者带有男性的气质和色彩,具有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与权威,而女性则是被遮蔽的,女性主义文论想要在作者的权威、意图与身份都被解构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这无疑复杂细微地与权威问题相联系:作者的性别。 　　诚如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6]女性遭遇到男性的性别压迫,从属于男性话语权。在文学史上白人男性的作品可以被提升到很高的地位,编为选集,甚至成为经典,而女性的作品很少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男性依靠自身的评判标准有意或无意地将女性从文学世界中驱逐出去,将自身封为圣徒,使自己的作品可以出版和流传开来,这样一系列的家长式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