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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苦闷的倾诉 　　摘 要： 抗日战争的爆发逼迫大批学者逃亡到内地。漂泊不定的生活，羁旅他乡的愁绪，国破家亡的愤慨和无奈让这些人文素养深厚的学者感到一种深深的苦闷，他们不屑以文为武，又不能奔赴战场，便将这种苦闷以一种超然、闲适的笔调融入到他们的散文创作中去。本文以40年代典型学者王了一、钱钟书、梁实秋和费孝通为例，试图说明40年代学者散文的产生正是作家对于自己苦闷情感的抒发。 　　关键词： 学者 苦闷 战争 倾诉 　　 　　在战火纷飞、民族存亡的40年代，杂文和报告文学因符合时代的要求而在文坛蔚然成风。然而在散文领域同时出现了自由自在、幽默诙谐的文学作品，这些“另类”散文缓解了人们紧绷的神经，对于当时各个政治区域流行的口号主义和市侩主义是一个有力的拨正。战时环境下崛起的这批风格迥异的学者散文既得力于宽松的政治坏境、对于现代散文的继承，更主要是创作主体所萌发的创作欲望的结晶――对胸中郁积苦闷的抒发。 　　一 　　《龙虫并雕斋琐语》是王了一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本散文专集，大多是他40年代中期避难于昆明时所作。至于为什么写这些散文，作者的创作动机很明确：“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可见，作者是为生计所迫才执笔为文，这从他的散文篇目里也可以看出来几分，如《清苦》、《穷》、《路有冻死骨》等等，都表明了作者当时生活的艰辛，大标题“瓮?ㄊＤ?”、“棕榈轩詹言”也暗示着自己不过是一个穷酸书生，所写的不过是胡言乱语。为了换取几文稿费，作者难免会发一些牢骚，读王了一的散文，我们经常能读到这些不平的感慨，“在抗战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符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１］身为教授，工资还难以维持自己的家庭，生存环境的恶劣可略见一斑。从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于低层人们的同情，替知识分子“抱不平”。物价飞涨、薪水卑微等等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遭遇，更是当时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他的琐语实际上说出了大众的心声，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作者，真真切切的社会。 　　生活的贫困无疑让这位语言学家感到深深的无奈和辛酸，主观上对于苦闷的诉求便成了王了一写作散文的直接动机。生活的落魄是导火索，强烈的感触和抒发意愿是必要条件。毕竟这个时期生活困顿的人比比皆是，能写出一本高质量散文集的却屈指可数。新的生存坏境、无法排泄的胸中的郁积、广阔的人文关怀等主观因素是促使他写作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的爆发，逼迫这个深居书斋的高级知识分子离开书房，走进民间。在和底层民众挤在一个空间时，王了一遇到了书籍里不曾遇到的问题，生活的困顿是他之前无法想象的，巨大的物质落差让他的情绪变得特别的丰富，于是苦恼、忧愁、无奈等感慨便瞬时爆发。深厚的人文素养使他不自觉地拿起笔来发这种不可遏制的“牢骚”，虽然恶劣的生存坏境使他感到苦闷，但深厚的学养又能把这种牢骚化解为达观豁达。王了一学贯中西，即使谈论日常窘境也可以左右逢源，轻松自然。而且，散文这种题材不需要用心经营，特别适合抒发这种瞬间情绪，于是《龙虫并雕斋琐语》便应运而生。 　　和王了一的困厄而作文不同，钱钟书这时期的散文散发着自适、超然，完全是他在学术研究之余的短暂休息和放松。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名字似乎就在告诉人们他并不看重自己的这些散文，他只是在人生的边上走走，“假如人生是一本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2］作者承认自己不过是个“业余消遣者”，他此时的散文写作便充满了消遣的味道，但钱钟书的这种消遣不同于文人的玩弄文字，而是排遣内心的惆怅。钱钟书于1941年夏由广西乘坐海轮回上海探望家人，本打算在上海小住几月便返回内地，不料珍珠港事件爆发，便被困于上海。这段日子对于钱钟书来说是非常苦闷的，两年后，上海沦陷，钱钟书基本没有工作，仅靠杨绛在小学代课和创作话剧艰难度日。《写在人生边上》便创作于此时，他在这时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其中写道：“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红梅诈雨晴。”寄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可略见一斑。《写在人生边上》出版于1941年，可以说困顿沦陷区的情绪不能不影响《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情绪是苦闷的，但抒发的方式却是极为放松和“冷眼”的。和同时期创作《谈艺录》的严肃正经笔调不同，《写在人生边上》的姿态是随意而谈，时而讽刺时而荒唐。钱钟书之所以选择这样方式写作散文，正是因为他对于小品文的看法，他认为：“‘小品’和‘极品’的分疆，不在题材或内容而在格调或形式了。这种‘小品文’的格调，――我名之曰家常体。”其特征是“自由自在”、“不衫不履”［3］他对于不同文体应该如何表达主体情绪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散文体式的看法，使得钱钟书既写出了高深莫测、正经严肃的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又写出了自由自在、幽默机智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二 　　身体的放逐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