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罪己诏中的儒家思想.docVIP

浅谈罪己诏中的儒家思想 　　摘要：罪已诏是古代帝王以公开的方式进行自我反省、主动承担罪责的文书。被尊为“圣天子”的帝王何以能够主动公开颁布罪己诏来承担过错?儒家经典和帝王罪己诏有着很大的联系，天谴说、仁君思想以及中庸思想是帝王能够颁布罪己诏的内在原因，儒家经典更是帝王颁布罪己诏时所要寻求的依据。 　　关键词：罪己诏　儒家思想　天谴　中庸 　　 　　诏，是天子向臣民颁布政令的文书。罪己诏，是诏令文书的一个小类。通常是国势衰微、苛政病民、社会动乱或天象异常、逢遇自然灾害时，皇帝下诏列数自己的错误，以示悔过，用来振作士气，收揽民心。本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乎古训；有过自责，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帝王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而是“托于四海之上”，“统御环区”，被尊为“圣天子”，不仅称“圣”，更谓为“天子”，高居天人之际，乃“君权神授”，近乎“神”。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过，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进而写成文告――《罪己诏》以颁示天下，就更加令人不解。 　　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帝王做出惊人之举?这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固然战乱、亡国、灾异等因素是推动帝王颁布罪己诏的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天谴、仁君、中庸等儒家思想亦要求帝王适时颁布罪己诏以收获民心，谋得天下太平。下面我们试着用儒家精神来诠释帝王颁布罪己诏的思想轨迹。 　　 　　一、形式上，罪己诏从儒家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 　　 　　历代帝王都把儒家精神作为他们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儒家经典和帝王罪己诏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帝王的罪己诏，都有意识的从儒家典籍中寻找处理事务的理论依据，引用儒家经传中的语句来阐发政令或申述意见，以进一步增强说服力。如： 　　比如，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春二月，诏曰：“朕承天地，获保宗庙，明有所蔽，德不能绥，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闵焉。《书》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寿，咎在厥躬。’……”汉成帝在此引用了儒家经书《尚书》中的“即我御事，罔克耆寿，咎在厥躬”，意思是现在我的治事大臣，没有老年人长期任职，是我诚不能胜任。 　　又如，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春正月乙未朔，以久雪废元会。壬子，诏：“朕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朕之菲德，涉道未明，不能调序四时，导迎和气。自去冬已来，逾月雨雪，寒风尤甚，颇伤于和。念兹庶吐，或罹冻馁，无所假贷，莫能自存。中宵载怀旰食兴叹，怵惕若厉，实予之辜。思弘惠泽，以顺时令。……言念赤子，视之如伤。天或警予，示此阴诊，抚躬夕惕，予甚悼焉。”其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出自《尚书?泰誓》中，古人认为天有意志和知觉，可以视听，而天的视听通过人民的视听来体现的。 　　不仅仅帝王下诏时引经据典，同时大臣上疏奏谏时也会引用儒家经典的思想来要求帝王罪己。如魏征在其逊位后的第三次上疏中，就有多达五处引用了儒家经典。首先开篇就是两句经典引用：“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多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通过经书来劝说太宗通过刑赏来“劝善而惩恶”；随后，又引用了“《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论述要以史为鉴，亲贤远佞，“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最后，又用“《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提醒太宗居安思危。 　　 　　二、本质上，罪己诏的颁布是儒家思想作用的结果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除了秦朝时是把法家思想作为统治理念，汉朝初年时有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占社会主导思想，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所以说，儒家思想与儒家观念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帝王罪己诏也不例外。 　　首先，儒家的“天谴说”要求帝王能够主动承担责任。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就有“民贵君轻”的理论，汉代大儒董仲舒又提出了“天谴说”，以天的神圣来制约皇权。他把天打扮成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格神，认为天有喜怒之心和爱憎之情。人在世间的活动会从天那里得到指示。特别是代天治民的君主的行为好坏，天会直接降“符瑞”以示奖励，或者降灾异进行谴告。 　　当有彗星、日蚀等天异的时候，显然是天的警告，说明天子的行为和政策出现了错误，当出现地震、山崩等天灾时。则表明天对君主的惩罚。此时，帝王就要主动的承担罪责，来安抚民心，如明帝太和初(227年)颁布的《日蚀求言诏》，帝曰：“盖闻人主政有不德，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蚀，明治道有不当者。朕即位以来，既不能光明先帝圣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敕政自修，有以报于神明。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未有父欲有责其子，而可献盛馔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与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