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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铁皮鼓》的叙述反讽艺术 　　摘 要：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 关键词：《铁皮鼓》 君特 叙述反讽 荒诞 张力 反讽艺术不仅存在于诗歌中，也存在于小说中。卢卡契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身的等价物”。这种反讽艺术往往造就了荒诞和张力，因为“荒诞可以通过反讽、通过赋予哲理的论争或通过怪诞本身得以表达”；艾伦特认为，张力就出现在了这种终极内涵和终极外延之间的无限解读中。“韦恩”黄擎在《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中总结到叙述反讽艺术的四个表现方面。本文在此基础上，主要从话语反讽、情景反讽（语调反讽、戏谑反讽、视点反讽）和戏剧反讽这三个方面，探讨小说《铁皮鼓》的叙述反讽艺术 一、话语反讽 话语反讽是一种特别常见也特别重要的反讽类型，通过使用反语、语境误置、悖逆语词并置等手法，凸显语言外壳与真实意指之间的对照与矛盾。话语反讽并不是要掩盖真正的意思，而是揭示被这种成规所掩盖的真实。因此，成功绝妙的话语反讽常常能刺激读者对既定的思维产生怀疑甚至否定 《铁皮鼓》中的话语反讽俯首可拾，大致包含这样三种情况： （一）反语 反语，即说反话，就是人们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目的而运用与本意正好相反的词语，即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反语是大家最为熟悉也最为典型的话语反讽形式。主人公奥斯卡在疗养与护理院（精神病院），以白漆栏杆病床为隐居地，坚持让人买来“清白”的纸。奥斯卡爱白色，白色象征清白，他因此爱洁白的护士服，爱穿洁白衣服的护士。但是在护士道罗泰娅被杀一案中，我们看到穿着最清白、最洁净的衣服，以救死扶伤为职业道德的护士，却无情地剥夺了另一个护士的生命，使自己洁白的衣服沾满了鲜血。看来，身着白衣的人未必清白，贴着“救死扶伤”标签的人也未必那么高尚。在这场残忍悲痛的谋杀案中，奥斯卡却假戏真做，将计就计，把自己伪装成杀人犯，后被逮捕。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奥斯卡却乐在其中。再者，奥斯卡出生之际，就知道自己是撒旦附体，不断策划着一幕幕荒诞的闹剧，被捕时还自称“耶稣”。在这个语境当中，“清白”“耶稣”等词的使用，是要刺激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对荒唐现实的辛辣调侃，是对这些道貌岸然的人和事的无情鞭挞。此外，警察局办公室被描述为“室内的布置显出客观公正之貌”，诸如这些无情的反语都造成了强烈的反差，对当局的嘲弄、讥讽、批判和否定的意味跃然纸上 （二）语境误置 简而言之，就是在一个场合使用的语言同这个语言环境不相符。这种不相符就造成了语言同语境的错位，继而产生了压力。《铁皮鼓》不乏这样的例子，如“飞蛾和灯泡”和“水晶夜”两节。成功分娩子嗣，充满了生命延续的希望，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读者却被牵离视线，观看一只飞蛾对自己放荡和作孽而向灯泡进行的忏悔；天主教徒无视纳粹党徒们丧心病狂的魔鬼行动，还信誓旦旦礼赞上帝，高唱有信有望有爱。面对纳粹发展的疯狂行动，小市民却依然麻木不仁。在这嬉笑玩闹的场合运用正式庄严的词语，在激烈恐怖的战争场合运用宁静庄严的宗教词语，这些词语显然处于不相符的语境。这种语境的压力会导致身处其中的言语变形，从而产生字面之外的言外之意，我们既定的信仰、价值、权威等被消除殆尽，从而使讽刺意味油然而生 （三）悖逆语词并置 “通过典型的反讽性语词组合，将语义相悖相逆的词语并置在一起，使语词之间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从而在酣畅淋漓的语言快感中扩大了语言的张力，也给读者以特殊的心理感受和想象空间。”在“飞蛾与灯泡”一节中，奥斯卡对于母亲的卧室是这样描写的：“床头一幅画，镶在玻璃镜框里，沐浴在天蓝色的光线下。画上是一个呈肉色的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读者看到此处，定会大吃一惊，原来奥斯卡眼中的母亲是一个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这是因为奥斯卡发现，母亲每次同其表哥扬幽会之后，就去教堂虔诚忏悔，然后下次再去激情幽会。君特“一个呈肉色的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这一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相悖修辞，形成了文本的巨大张力――奥斯卡对于母亲的感情是爱与恨、怜与怒交织的，并且在这种爱与恨、怜与怒之间不断游离。当小奥斯卡明白并证实母亲去幽会时，爬上塔楼敲鼓尖叫，将剧院门廊的玻璃唱碎，这是一种对于母亲的摧毁性的愤怒、憎恨和反抗。但是当母亲因幽会意外怀孕后，在恐惧和自责中暴食生鱼而死，奥斯卡对于母亲是同情的，他想念自己可怜的、温柔的、浪漫的母亲。读者在这种语言的狂欢中不断释放奇特的想象力，验证合逻辑的判断力，乃至考验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二、情景反讽 （一）语调反讽 “语调反讽是通过叙述态度与叙事内容、表现意旨的相悖，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叙述语调。从而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真实表现意旨。”《铁皮鼓》中的语调反讽可谓比比皆是。在“波兰邮局”和“空中楼阁”这两小节中，叙述者以调侃和故作轻松的口吻着力讲述了大敌当前、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