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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对农民增收途径探索和贡献［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如何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子恢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以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此进行多方面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今天探讨我国农民增收问题，仍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邓子恢 农民增收 探索与贡献 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他一生情系农民，懂得农民的心理，了解农民的需要，关心农民的利益，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被视为农民的知己。建国后，在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勇于开拓创新，为探索农民增收的途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1952年土改完成后，我国农业由于受个体分散经营、生产资料缺乏、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限制，难以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生产条件、兴办大型农田水利建设与抵御自然灾害。这种状况不改变，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也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和对商品粮、副食品的需求，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若遇到天灾人祸而破产，势必产生两极分化，威胁工农联盟的巩固。那么，究竟靠什么办法来解决呢？邓子恢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他认为这不仅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农民困难，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好途径 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合作社，邓子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切实可行的思路和办法 第一，坚持自愿互利，循序渐进原则。邓子恢针对农民加入合作社“怕吃亏，有顾虑”等思想，提出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依靠说服教育和进行示范，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他强调说，对于不愿入社的农民要善于等待，绝不能搞强迫命令。“对个别顾虑较多的中农要有这样的决心，等他一辈子”，“只要合作化运动进行稳当，合作社各种政策执行得正确，加上其他商业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各方面都能正确配合，那么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有继续发挥的可能，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也是需要发展生产的。而这样做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更有利得多。”［1］对于入了社但又反悔或不安心的农民应该允许退社，社办好了再来。他们自愿，我们欢迎。邓子恢根据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规律，坚持互助合作运动要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有步骤地进行。开始是临时互助，等牲口、农具、劳力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农民要求进一步增产增收，就会要求季节互助、全年互助，进而自然过渡到常年互助生产合作社。他特别强调：“互助合作运动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绝不能单纯凭主观要求，否则就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2］ 第二、坚持在巩固中求发展。1953年，我国加快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到1954年4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了10万个。邓子恢集中精力研究和指导这1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工作。他说，把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增产增收，做出榜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农民组织新社。只有使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生产合作社才容易巩固，而只有在合作社巩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如何才能实现增产增收？邓子恢在总结全国一批老社办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抓好几个关键：一是要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二是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在实践中，邓子恢紧紧抓住这些关键，大力促进增产增收，为巩固和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打基础，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做准备。他坚持合作社的发展“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3］ 第三，坚持“停、缩、发”三字方针，反对急躁冒进。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1月初，全国已办起新社38万个（不包括10万个老社）。由于合作社发展过快过急，工作简单粗糙，侵犯了农民利益。一些地方出现了滥宰牲口、滥砍林木现象，农村情况紧张。为使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邓子恢建议中央制订一个全国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目前所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初级社；还建议中央发个《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按照不同地区采取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进行整顿；适当发展（后简称“停、缩、发”三字方针）。他主持代中央起草了上述章程和通知的草稿。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两项建议。毛泽东还同邓子恢等人一道就落实“三字”方针商定了具体安排：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它新区适当发展一些。到1955年4月初，浙江省由年初的5万5千个合作社压缩了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