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元典中的德育及其现代启示.pdfVIP

“天”——价值理性之“天”。《中庸》、《孟子》将性贯通到天，由天去说性，复由性去说天，从而使 价值既内在且超越。在目标上，它要求 “止于至善”。此目标的确立使文化的发展和个体生命的展开 获得了一种恒定感，可大可久，而不至于迷失。价值的恒定，不是说它应一成不变，而是说超越性的 价值是人生存的保障，它应该获得新的诠释和理解，但不能被取消。价值的取消，只能造成社会的混 乱和人生的虚无。 在形态上，它要求 “致中和”、“保合太和”。“和”与 “中”无非是在承认文化的历史进程和空间 展开的基础上强调一种稳定性。因此，和也是一种境界；现在，无论就人生还是就社会来说，恐怕没 有谁能够提供比“太和”更为理想的境界。中是和的保障，庄子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得环中 是为了应无穷，而不是要取消无穷。西方社会的发展到近代以来有着很强的动力，而中国则日趋迟缓， 这当然受到中和观念的影响。但西方文化也为其发展的动力付出了相应的代价，那就是极端或拘执。 由一端摆到另一端，形成了庄子所谓的 “成心”和伽达默尔所谓的“眼界”，哲学的发展尤其如此。 不是从否定走向虚无，而是从肯定走向太和，也许是中西文化致思方向上的最大差异。 中国哲学一方面强调“性”的共通性，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性皆来自于天，故人与人，人与 物存在着 “感通”，另一方面，儒道二家皆承认心的虚灵性，虚灵则开放、能容受。主体因其具有虚 灵之心，所以不对对象作实体性的把握，而是功能性的把握。这对当今世界民族文化间的共存和通融， 承认殊途同归，从而放弃 “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我执，是有着极大现实意义的。 中华元典中的德育及其现代启示 谢乃和 (历史学博士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按照一定文化法则设计并不断调整完善自身及其社会的历程。道德伦理 与法律规范一样，是整合社会的文化法则之一，是不同共同体赋予认同意义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任 何阶级、群体，惟在共同认可的道德规范约束下，彼此交际的良序运转方为可能。《庄子·肽箧》载： “跖之徒问于跖日： 盗亦有道乎?’跖日：‘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 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以盗亦有 道的寓言，辛辣地讽刺了晚周社会转型之际道德伦理名实不符的境况，然所述强盗伦理道德观念却正 是特定群体和社会必有共同行为信念基础作为整合媒介的极佳注脚。秉此，人们只有通过有益的教育 形式去学习掌握包括道德在内的文化法则并践履之，人际沟通和社会活动才能和谐有序地展开。包括 道德在内的国民素质和社会心理建设的重要性早已为近代思想界精英所重视。如孙中山1917至1919 年在规划社会发展蓝图时所撰写的《建国方略》，就将国民的心理建设置于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之前， 认为是“救中国必由之道”。 而社会心理建设的主要途径则非教育莫属，此可举维新运动前夕梁启超 所撰《变法通议》为例，他开篇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力倡“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学校”。 值 得注意的是，近代文化哲人每取资于 《诗》、《书》、“三礼”等中华元典，返“唐虞三代之盛”以开新。 如郑观应认为“我中国教养之道，~_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今日之计，宜废八股 孙中山：《建国方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页。 梁启超：《变法通议》第1O页，《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66 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才……庶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 又 孙中山认为“观中国有史以来文明发达之迹……唐虞三代，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则文物已臻 盛轨，其时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学术工艺几与近代之欧美并驾齐驱，其进步之大非秦汉以后所能 望尘追连也。”。可见他们借鉴西方近代文化外，常汲取既有三代史实又存在理想建构的中华元典中合 理的社会教育思想资源，以期强国之效。 与近代文化先哲所论恰如符契的是，教育治国论在中华元典中不乏记录。如《礼记·学记》载“君 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之要在于道德教育，《大学》 开篇即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华元典和前哲多将德育构拟为三代相沿之 善政，如 《孟子·滕文公上》“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其实德 育论的兴起，应是殷周鼎革后事。商周之际不惟朝代嬗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