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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赔偿之利益衡量视域摘 要：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经吸纳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于制度设计的视野审视，精神损害赔偿之规范安排应当坚持利益衡量的制度进路，在对受害人实施法律救济与保障行为人的行动自由之间，寻求和给定规范路径，在利益冲突的格局中实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个案中的实质正义。同时，精神利益的保护是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着眼点，对精神利益的界定与衡量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于利益衡量的视域中，即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在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安排上尚存需要完善的空间，需要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给予讨论。 关键词：利益；利益衡量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DF5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5.12?? 舶来于西法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规范雏形于《民法通则》中甫一面世，即引发学界热议至今，立法实践也在尝试中渐具型廓。实言之，《民法通则》仅仅为精神损害赔偿预留了法律上的制度空间而没有安排具体的规范。1993年，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首次使用“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法律概念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并未明确使用“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法律名词。。此后，由于争议颇巨，没有再出台其他规范安排。新千年以降，随着客观条件的逐步成熟，最高法院开始对此进行尝试性的制度安排，先后有三个司法解释涉及到精神损害赔偿 分别参见最高法院［2000］法释第47号，［2001］法释第7号，［2003］法释第20号。。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以前出台的司法解释进行整合，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司法解释非《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没有立法含义。。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利益衡量的法律制度，于利益冲突的情势中寻求维持公平正义的规范路径，设计者应当立足于利益衡量的制度思维予以审视与编排。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值得探讨，也期待司法层面上的实效。? 一、从权利到利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演进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自然权利的哲学思想渐渐凝聚成现实生活中对利益平衡的制度要求，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个人利益需求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剧变导致利益冲突成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常态，对个人利益及利益需求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也逐渐成为制度设计层面上的立法需要。法律的产生与发展，皆与利益密不可分。利益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表现为社会发展规律作用于主体而产生的不同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措施，反映着人与周围世界中对其发展有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积极关系，它使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了目的性，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1］。边沁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已开始把利益和正义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有“这样一种原则，即根据每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2］，而且,“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3］ 。及至19世纪末，以赫克为代表的德国利益法学勃兴，形成以德法为核心的利益法学的主流理论并迅速获得世界性影响和立法实践的支持。赫克所提出的司法裁判之方法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法律规范构成了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和原理。罗斯科Roscoe Pound）进一步把利益类型化，指出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利益概念的形成是经济思想及法律哲学发展的自然产物，虽然各个时代对利益有不同的诠释和理解［2］158。利益法学认为利益是法律的产生源泉和目的，对利益的取舍和衡量决定着法律规范的设计及运行，法律规范的基本要素就是对利益的界定及其衡量与取舍，法律乃是保护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利益的产物。利益冲突的格局对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提出了利益衡量的要求。立法者应当对各种利益进行价值判断，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界定与衡量，而由此产生的利益效应对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追求形成影响。每个具体的法律规制和整部法律一样，都直接或间接地蕴含着立法者通过制度设计所调整的利益冲突的价值取向，反映着立法者的欲求。司法活动及法官裁判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利益主体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欲求或者欲求趋向，它应当也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体现了共存于各个法律共同体并为获得认可而相互竞争的物质的、民族的、宗教的和伦理等各个方面的利益之合力。司法活动不可能否弃利益衡量。司法过程是为了解决各种利益冲突运用法律规制的过程，因此需要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形态进行研究并对各种存在冲突的利益依照法律规范的设计初衷进行衡量评估与查勘取舍。这种调查和评估现实利益冲突的生活主张为法官裁判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法的终极目的是平衡利益冲突，法官要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