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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三问张翼健，语文教育家，吉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中语会副会长。 一、 工具性真的是我们的命根子吗？ 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是粉碎“四人帮”后，对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使学科得到了健康发展，它是那样的深入我们的心灵，以至于似乎已成了我们的命根子，是动不得的。 鲁迅当年问过：“从来如此，便对么？”我们真的不能对工具性也这样问一问么？退一步说，即使语言确有其工具作用，语言就等同于语文么？就等同于语文教育么？而且它毕竟也会具有与其他工具不同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呢？如果不揭示这种特殊性，会得到教学的真谛吗？遗憾的是，三十年来，我们确未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下太多工夫，因而语文教育仍然在效率低下的泥沼中徘徊。 语言文字是工具的看法似乎肇始于亚里士多德。他说过：“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这种符号被用来交际，便具有了工具的性能。这里先不说音形义一体的汉字绝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就语言本身而言，工具性也不是它的本质属性。这一点早已被许多哲学大师作过至为明确的阐述。 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寓所。”“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伽达默尔说：“语言并非只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萨特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语言就是人存在的本身，而不是一种交往工具。”他宣言：“我就是语言。”并进一步解释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我作为语言而存在着，我的语言所表达之处就是我存在之所在；二，我是我所说的话语，语言的内容就是我的本质。” 可见，“工具性”不一定就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因为对这个关键性问题未作深入探究，就使得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一直在歧见中争论不休，从大纲到课程标准都未能给出一个能停息这种争论的说法。 这里要插一句，现在看来，当年把学科名称由“国语”改为“语文”实在太不高明，它诱使人们从对这两个字拆分入手来理解学科性质，比如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啦，比如语言与文字、与文学、与文章、与文化啦，等等，把简单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而使广大教师无所适从。 其实，语文课承担的就是母语教育的任务。母语是一个民族整体及其所属成员个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因此，语文与外语课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首要任务不是让学生掌握一种工具或者说首先不是把语文作为一种工具教给学生，教学生学语文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要使他们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语文课不是工具课，而是基础课。这里所说的基础是做人的基础、生存的基础、人生的基础，远远不只是学习文化与其他学科知识及将来从事国家建设的基础。因此它与其他的基础课也有根本的不同。作为一个普通意义的人，任何其他基础课都可以不学，唯独不能不学语文，不学语文是无法生存发展的。 我们是否已经在语文学科工具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二、 我们守住了自己吗？ 全球化已经是当代世界一个时髦的词儿了。我们当然需要认真地向国外学习，但就中小学语文教学来说，我更想问一句：我们守住了自己吗？ 抱残守阙、固守陋习当然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像泼洗澡水把自己的孩子一起泼掉一样。丢失了我们传统中的精华，尤其是不顾自己的特点去照搬别人的东西，那只能是削足适履，缘木求鱼，绝不会有好结果。 同样是母语教育，却可能会走完全不同的道路，采用不同的方法。我们的母语是以形音义一体的方块字为基础的，与拼音文字语言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远远大于那些拼音文字语言之间的区别。一百年来，我们向国外语文教育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也丢掉了自己不少宝贵的东西。尤其对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与汉语文教育规律的漠视，是语文教育的效率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对自己的漠视已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产生一种怪现象：每当有一些试图遵照汉语文规律的提法出现，反而会遭到众多语文教师（包括专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反对。 比如“淡化语法”。前些年，语法训练与语法知识讲授成了课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许多教师乐此不疲，越搞越繁琐。“淡化”以后各种反对声不绝如缕，甚至出现如下怪论：“不学语法不利于外语学习”（多么严重的本末倒置）；“不学语法与高中衔接不上，影响高考分数”（学科知识有倒过来衔接的么？而且高考也早就不考语法概念了），等等。 且不说所有母语学习都必然是“淡化语法”的，母语的掌握主要是在语言实践中实现的，就汉语而言，语法尤其是被淡化的。 当年傅斯年就在《战国百家叙论》里说过：“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繁难，而以句叙（syntax）求接近逻辑的要求。”今人王克喜说：“由于汉字如此的舒展、飘逸，就很难想象有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或是文学家还会想到给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