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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科书百年文化积淀开掘中国语文课程自建科以来已百年有余，其间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将近千套，研究语文教科书编制的论文、专著亦数量可观。《中国百年语文教科书课文选评》（以下简称《课文选评》）虽同属研究语文教科书编制的专著，但它独辟蹊径，从研究课文编选入手，深入开掘百年来语文教科书的文化积淀。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包括教科书本身所蕴含的文化，还包括教科书编制文化以及其中潜在的语文教科书编制的基本规律。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毫无枯燥沉闷之感。 编著者从搜集到的数百套教科书的上万篇课文中遴选出有代表性、有较大影响的课文165篇。其中小学课文54篇，占33%；初中课文80篇，占48%；高中课文31篇，占19%。白话文110篇，占67%；文言诗文55篇，占33%。文学作品96篇，占59%。外国作品19篇，占12%。这些有代表性、有较大影响的课文，或是某一时期被多种版本教科书选用的课文，或是在不同时期被教科书多次选用的课文，或是富含时代精神、极具时代特质、有广泛影响的课文，或是集中反映知名编者编辑思想和编制特色的典型课文。这些课文，在一定程度上具体而微地反映了百年来各个时期语文教科书的面貌。 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主编、资深编者为主的编著者队伍对这些课文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从分析教科书编者的独特视角入手，联系教科书编辑出版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教育背景，客观分析课文本身的思想内容、表达技巧和语言特色，评论其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语料价值和教育价值，探究编者选文（或自编自撰、特约撰文）的思路和原则，评析时局和执政者意识形态对教科书选文施加的影响，寻求语文教科书编制的基本规律，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对科学编制教科书提出建议。这些工作对进一步加强母语教材建设无疑是有益的，且意义深远。 （一） 研究语文教科书必须研究课文。 中国的语文教科书，历来是由一篇篇课文（即选文）构成的。课文是语文教科书的主体，无论是把课文作为语文课程的学习对象，抑或将之视为学习语文的媒介、途径、手段，情形都是如此。这是人们的共识。 叶圣陶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中说：“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学的技能。这些事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有了课本或选文，然后养成、培植、训练的工作得以着手。” 许多语文课程标准（大纲）也有类似的表述，如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就指出：“课文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主要教材。” 纵观百年来的各种语文教科书，无论是文选型教材还是用写作知识、技能和语言学的某些知识统领的教材，无论是综合型教材还是分科型教材，无论是专题型教材还是模块型教材，都是以课文为主体；教科书的所有编辑设计都离不开课文，都得以课文作凭借。其间几次对教科书的变革，也大多是着眼于不同课文的组合方式。上世纪30年代最具特色的教科书《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是这样阐述它的结构安排的：“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度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取复习考验的事项。”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这种以“文话”及“文法或修辞”为中心编制的教科书，课文（即选文）仍处于传统的主体地位。上世纪80年代末，柳斌在《义务教育教材建设问题》一文中这样描述：“语文教材，现在也有很多种，基本上都是由课文、语文知识、练习三部分组成，其共同的特点是以课文作为教材的主体，知识作为一个体系，按知识体系组织课文，少量的练习是用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理解知识的。”可以说，迄今为止，课文在绝大多数教科书中都处于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至于汉语、文学分科型教材，以及个别以活动为主的小学低年级教材，虽突破了文选制，但课文仍居重要位置，如文学教科书，还是以课文为主。因此，研究语文教科书就必须研究其主体――课文，研究课文的功能，研究课文的选择、加工和呈现方式。 （二） 课文的教学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其一，从“工具”的层面看，课文是语文知识的载体，是语文能力历练和语感积累的凭借。 语文知识的范围很广，涉及语言学、修辞学、文章学、逻辑学、文艺学等专门学科。一方面，这些知识（包括概念、原理）是从无数诗文中抽象、归纳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又以诗文为载体，粘附、依托于诗文而存在。就语文教科书而言，这些语文知识就是以课文为载体，蕴含于课文之中。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语文知识都能在一篇课文中学到。比如，阅读《春》一文，如果注意到的话，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