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学应有恰当位置.docVIP

文言文教学应有恰当位置文言文在语文教学中的位置问题一向聚诉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文言文难学无用，费时费力，背离时代精神，建议少教甚至不教；另一种认为文言文非常重要，既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工具，又是净化世道的法宝，呼吁高度重视，增加比例，甚至应与现代文平分秋色;再一种则倾向维持文言文教学现状，不加改动。我们认为，单凭个人的好恶匆忙地做出判定是不科学的。只有从语文课程的教育目的及语文学科的内在逻辑性两个角度去探讨，才能找到其合乎实际的位置。 文言文在语文课程中的位置首先体现在国家整体教育目的上。宏观上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得到有效继承，而这些文化遗产的主要书面载体即文言文由于在词汇、语法、语音等方面跟现代汉语相去甚远，成为我们继承的主要障碍，因此促使我们有必要根据这个需要在相关的课程中制定相应的课程目标。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课程有着这个责无旁贷的教育任务，文言文的教学位置就是根据这种需要而在语文课程中得以确立。例如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语感，逐步提高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课程目标的规定为文言文在语文课程中的位置提供了支持。从我国目前特定情况看，文言文教学确实应成为我们母语教育（语文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 文言文在语文课程中的位置还体现在语文学科的内在逻辑性上。吕叔湘先生曾指出：“古今汉语一脉相承”，“白话和文言的关系千丝万缕割不断的”。书法界有种说法，毛笔字写得好的人，钢笔字自然也写得好。文言文与白话文也是这种关系。正如北师大王宁教授所说：“现代汉语的句式，大部分来自古代汉语。有些古代汉语的特殊词组和句式，虽然在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了，但在构词法中还保留着。”“文言与白话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没有古代汉语的知识，就无法深入理解现代汉语。有没有文言知识，还直接影响到解释现代汉语的准确程度。”这就不难理解鲁迅、胡适、巴金等新文学大师的白话文成就了，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他们都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能够从几千年的文言文中吸取精华并加以创造性运用。硬是割裂文言与白话的亲缘关系既徒劳也不实际，反而可能使白话文呈现一种苍白无力的状态。从上述角度看，在语文课程中开展文言文教学符合语文学科的内在逻辑性。 上述两点就是文言文为什么应在语文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最重要原因。至于一些论者所认为的学习文言文有陶冶情操、培养语感、开发智力之类的作用都不能成为确定其教学地位的条件。因为这些只是文言文被确定为课程内容后在教学中能发挥的效用，并不构成其能成为课程内容的充分条件。 下面就文言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提若干意见。 一、文言文教学不同于“儿童读经” “儿童读经”简单讲就是提倡儿童背诵熟记中国文化的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我们认为，需要将文言文教学与社会上的“儿童读经”活动严格区分开来，不能将文言文教学混同于“儿童读经”。这是因为“儿童读经”的活动目的及方法与文言文教学的教学目的和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目的上，前者主要注重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后者则要求以批判的眼光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从而做到“古为今用”。内容上，前者只选取儒家经典，内容局限；后者则选取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广泛优秀作品。手段上，前者提倡“诵习”，将它看作“读经”的不二法门；后者则在不排斥“诵习”等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同讲求效率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手段丰富多样，习得和学得并重。因此，学校的文言文教学必须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的规定进行，不应受社会活动的影响。“儿童读经”只能本着儿童自愿的原则进行，现在一些学校开展“儿童读经”活动是不合适的。 二、文言文教学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问题 文言文教学经常出现两种相对立倾向，一种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古代汉语教学，片面突出其工具性；另一种则等同于古典文学教学，一味强调其人文性。我们认为，中学文言文教学要按照它自身特有的规律，建立相对独立的教学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言文阅读训练，切实培养课标所要求达到的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既要反对借工具性之名过多过细地给学生讲授古代汉语的语法知识，把一些文质兼美的文章诗词讲得支离破碎，枯燥无味；也要反对打着人文性的旗号去架空基本知识的积累和浅易文言文的阅读训练，追求一些脱离文本理解的空谈式感悟体验。既要稳扎稳打地进行浅易文言文阅读训练，使学生初步掌握阅读文言文工具从而为以后的自学或深造做好必要的准备；又要潜移默化地利用这些民族文化精品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力，塑造其健康向上的人格，丰富其人文底蕴，加强其精神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