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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及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关系理性思索一、教育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与流动方面的研究，传统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布劳、邓肯在分析美国社会结构时认为，在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中，个人的教育程度极为重要和关键，但他们的理论分析中并没有明确将教育因素作为一个分层维度来看待。来自马克思和韦伯的传统阶级阶层结构理论，则把教育或者技术资格看作是划分阶级阶层结构的重要依据。更为具体地分析教育对阶层结构形成意义的研究的是RR?柯林斯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以学校证书来体现）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即存在一种“文凭社会”或者“文凭主义”。所有受惠于文凭制度的职业的获得，需要通过对教育文凭的投资，而文凭反过来被用于购买免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工作职位。他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文凭社会”的产生，指出教育中的阶梯建构在整个社会地位大序列之中，而教育作为进入社会、经济方面受益阶层的筛选标准，不仅仅存在市场社会之中，而且作为进入的壁垒设置，教育与阶层或者集团的利益自然地联系在一起。[1]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划分标准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复杂劳动（因而报酬较高）的职业需要教育较高的人来承担，由此提高了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人事制度的不断分层化，使人事选拔需要建立在一种既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提供均等机会的客观标准之上，教育正是具有这种功能的一项客观标准。由此可见，教育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有着密切联系。 二、教育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 1.现代社会教育成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传统的就业方式，即受教育后从事某职业安安稳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代已逐渐成为过去。知识与技术的不断更新必然加快职业变换的频率，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个体充分实现自我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天生较为懒散或不务实际的人的闲情逸致因求生的需要不得不搁置起来，因为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使他们随时有失业的危险。面对这种现实，最迫切并必须的，就是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新陈旧的知识。接受再教育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有效途径。这种接受教育后从事工作，又因工作需要再次接受教育的过程，多次重复形成了一种循环。社会发展越迅速，知识技术更新越快，这个循环运行的频率就越高。在这种循环中，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不断加强，教育选择人才的功能也就得到充分发挥；只有能跟得上这种循环的人，才不会落后于时代。由此可见，教育在知识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已成为决定个体发展程度的主要因素，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也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简言之，教育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发达的社会增加了许多受人尊敬的职业，而这些职业往往需要很高的资历，尤其是一些高新技术型职业需要从事者接受长期培训，这就离不开较高层次的教育。由于这些职业的社会地位与报酬较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提高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知识技能水平，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能增加个人社会地位升迁的机会。 2.教育是实现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的重要手段 鉴于教育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化中的特殊作用，其在社会各阶层的良性流动中也通过相同的机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教育不仅是个人获得文化技术资源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社会各阶层呈现良性流动的主要动力。而且，有别于其他各种资源的获得方式，文化技术资源的获得一部分依赖于个体的先天性因素（如智商、天赋等），而更主要的是依赖于个体的后致性因素（如勤奋、钻研等）。而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实现方式。 首先，教育是个体获得文化技术资源的主要手段，其公平性要远胜于其他手段。教育其本身并非文化技术资源的量化形式，而只是促进个体提升自身资源占有水平的途径和手段，对于每一个体来说，接受教育而获得提升自致性因素的机会是相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 其次，相对于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而言，社会中下阶层最易于获得的是文化技术资源，其手段是享受中高层次的教育。在由政府主导的各种社会政策中，较难通过转移支付的功能来有效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经济资源占有程度。虽然政府正在加强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但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各项社保政策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质变的提升。同样，组织资源的转移和分布将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也没有切实有效的途径。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正是政府实现转移支付的有效手段。如何合理有效地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并通过其分配的公正性（或合理的偏向性）来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资源占有程度，是社会政策创新的正确方向。 再次，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