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新理念的再思考——论执行难与难执行的区别和转型.doc

　　执行“难”新理念的再思考——论“执行难”与“难执行”的区别和转型 关键词： “执行难” “难执行” 执行“难” 多年来，民事、经济案件中执行“难”问题严重困扰着人民法院，成为法院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给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随着我国法制建设步伐的推进，法院的执行案件数量激增，（以安溪法院五年来执行案件的收案数为例，1998年受理执行案件1740件，1999年受理执行案件1973件，2000年受理执行案件2238件，2001年受理执行案件3010件，2002年受理执行案件3638件，五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增幅为20.55%）这对原本就已堆积的大量的得不到实际执行的执行案件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1987年，全国法院工作会议首次就“执行难”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①，从司法界到法学界，从各级领导到平民百姓，都给予了严重的关注和深刻地思考。最高法院于1999年亦开展了历时一年的全国范围的“执行年”活动，各地法院纷纷开展了“执行会战”、“集中执行战役”、清理执行积案和强化委托执行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②这委实是一件好事。可是，如今社会各界甚至法学界却都已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怪圈，曲解了“执行难”的实质所在，不能正确把握“执行难”的内涵和外延，把“难执行”等同于“执行难”，将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都纳入到“执行难”的范畴，片面夸大了“执行难”的外延，这是极不应该的。 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相当数量的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甚至还倒贴上一笔诉讼费用，其原因包括了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形成有其立法和司法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③，更有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而将“执行案件得不到执行”的问题归结于“执行难”，归罪于法院，其观点是错误的。在此，笔者引入了“难执行”的执行新理念。 首先，“难执行”与“执行难”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谓“难执行”，是指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客观因素引起的，一些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不履行法律义务，采取软拖、强顶、躲避，甚至以死相要挟，或者有的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被执行人人为地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强制执行，或者执行人无力承担举证财产所在的举证不能等引起的案件难以执行的局面，是法院力所不能及的，是法院经过法定的程序以及采取必要的强制执行措施后仍无法解决的。而“执行难”，则是指由于执法环境差、执行立法不够完善、法院执行力度不够、执行人员怠于执行、地方行政保护主义干预司法独立等非当事人自身因素所引起的案件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局面，其原因是综合的，并不仅仅是法院自身原因所造成的，还包括了司法体制问题和执法环境问题等因素所引起的。从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化来讲， “难执行”与“执行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当我们将二者所隐含的词语加上后，就变成了“法院难执行”与“法院的执行工作难”，其区别就显得明朗化了。前者的侧重点在于：“法院，难”，而后者的侧重点在于：“执行，难”。众所周知，各级法院均普遍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案件未能得到执行的原由在于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无财产可供执行，是法院极尽一切法律手段执行却因其所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无法执行。随着我国日益完善提高的立法水平和执法力度，在明确法律依据和严格的执行程序的保障下，执行工作本身并不难，大多数的执行问题归结于执行不能，进而引发法院“难以执行”的问题。因此，“难执行”与“执行难”是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的范畴。 其次，“难执行”与“执行难”两者的前因有着明显的区别 现如今，对于案件难以得到实际执行的成因，大多学者都习惯性的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法院外部的原因和法院内部的原因。其实，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令人不易察觉的思维方式问题。那就是，谈到法院执行“难”的问题根源的时候，大家都已先入为主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首先想到的就是法院，大做特做法院的文章，却疏忽了当事人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当其在探讨如何解决执行“难”的问题的时候，其所想到的就是围绕法院这一圆周将其成因分为圆周外和圆周内，而不是围绕着当事人来进行思维的。其实，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笔者认为，不管法院的职责是什么，其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人民即当事人，围绕着为民服务，因此，当执行“难”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从人民那里首先想起，将其成因分为“属于当事人自身所造成的”以及“不属于当事人自身所造成的”（其中，还可将“不属于当事人自身所造成的”分解为“因法院内部自身的原因”和“因法院外部的原因”两种）两个方面，而对其区别对待，对症下药，帮助人民纠正“属于人民群众自身所造成的”的问题，加大司法改革力度解决“不属于人民群众自身所造成的”的问题。因此，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法院执行“难”的原因分类为 “难执行” 和“执行难”两种。 再次，“难执行”与“执行难”两者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