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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镜像下耻感及公共管理伦理构建摘要：耻感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来把握“善”的过程，是通向仁之境界的必由之路。耻感规范与公共管理伦理建构关系密切。文章从探讨我国古代圣贤的人性理论入手，以耻感分析为线索，提出了“耻感行政人”的假设，并进一步解析了公共管理伦理建构的逻辑起点及规范体系。 关键词：人性；耻感；公共管理伦理；规范构建 作者简介：李宏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河南郑州450044) 公共管理与国家统治不同，它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其终极目标是为公众增添福祉，促进公众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因此，公共管理涉及到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等基本伦理问题。伦理，是人们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荣与辱的观念和规范的总和。公共管理伦理是职业伦理的一种类型，是人们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有约束力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公共管理伦理通过改变公务员的内在取向，促进公共管理走向善政，促使公务员真正成为民众的福音和“行政国的卫士”。 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曾为公共管理伦理学绘制了一张“航行图”，他认为公共管理伦理的建构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对公共管理中伦理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和研究；其次要综合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公共管理伦理问题。本文尝试从探讨我国古代圣贤的人性理论出发，以“耻感”形成的心理机制分析为线索，解析公共管理伦理建构问题。 一 何为“耻”?国内外学者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卫生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耻感相关研究(如：舍勒／1913；萨特／1943；本尼迪克特／1946；皮尔斯与辛格／1953；林德／1958；爱伯华／1964；威特金／1971；金耀基／1986；胡凡／1997；陈少明／2006；高兆明／2006等)。由于研究的方向和理论基础不同，学者们对耻感下了不同的定义。 《说文解字》曰：“耻也，从耳，心声。”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广韵》曰：“耻，惭也。”《六书总要》曰：“耻，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顾炎武云：“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从上述论述中可知耻感是人们基本的心理经验之一，常伴随悔恨感、紧张感和焦虑感等情感，并会通过人的内心感受而引起人们行为的变化。 国外学者谢夫(scheff)通过对大量文献综述后认为耻感包括困窘、羞辱、失败、羞怯、无能等，就好象一个大家庭，他们之间通过“对社会契约的威胁”关联起来。波尔森(Poulson)曾指出：“羞耻经常会被人们忽视或误解，但它却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促进因素。”因此，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耻感的话，可以说它是一个警告信号，人们因畏惧羞耻所造成令人痛苦的后果，从而避免那些可能发生的行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耻感也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的耻感就超越了单纯的心理学意义，开始与早期的公共管理发生联系。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谈到如何进行国家管理时指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管仲所提出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中就包括耻感；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进一步强调“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清朝的大儒阎若琚认为：“耻乃根于心之大德也。” 在先秦儒家中，“性善论”的主要代表是孟子。它的人性论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完备形态，并且奠定了中国人性论的基调。孟子的人性立论的起点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孟子人性论的立足点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人所具有而动物所没有的属性就是人性。这种人性的内涵就是“心之同”，即心理、思想品质方面的相同点。“心之同”亦称“四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德之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人生来都具有天赋的道德良知，不待特殊的教育就能趋善避恶，这种道德良知能够自然发挥出来，并形成道德的基础。耻感的人性基础是人的良知良能，而不是功利目的，正所谓“人性本善”，“仁义礼智根植于心”。基于“人性善”的前提，耻感，窆辑起点应该是“从善”，以肯定方式获得“善”的结果。如果将“耻”与先王的“不忍人之政”联系起来，可以把它看作“不忍人之政”的先决条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属于道德情感，仁、义、礼、智则属于道德理性。道德理性是道德情感的升华，是一个由情及理而连续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耻感是通向“仁”之境界的必由之路。 总体上看，中国的人性论的主基调是“性本善”，但也有一些主张“性本恶”的，在诸儒中，荀子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就秉持“人性恶”的观点。他的人性论的著名论断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对人性的界定是：“性者，生之就也，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