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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效率和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 　　内容摘要：适应性效率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考察制度的经济绩效问题，反映了时间进程中与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从适应性效率审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模式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增进了适应性效率，另一方面也存在效率的损失。文章指出，今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应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要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并加强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以提高制度整体的适应性效率。 关键词：适应性效率 人民币汇率 制度变迁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国际上饱受争议，一些国家以此作为焦点屡屡对我国进行施压。事实上，汇率制度作为一国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并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判断一国的汇率制度合理与否，应当看该汇率制度整体上能否与经济的变化相适应，是否有利于该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也即考察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适应性效率的引入 所谓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考察制度的长期经济绩效问题（即制度结构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而调整），反映了时间进程中与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这里的“适应性”既包括制度之间的适应性，也包括制度调整对经济变迁的适应性。 最早提出适应性效率的是诺斯，他指出：“适应性效率考虑的是一个随时间演进方式的各种规则，它有助于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学习、诱发创新、承担风险及所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瓶颈意愿”。诺斯强调，“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效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当考虑长期经济绩效时，就不得不涉及制度结构变迁的适应性问题，而配置效率考察的只是静态的短期的经济绩效。 王玉海对诺斯的“适应性效率”理论进行了梳理，并根据诺思的阐述，通过分析“适应性效率”与制度规则、资源配置效率、国家、交易费用等因素的关系，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他指出诺斯的“适应性效率”概念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概念的一种超越，也是对经济效率问题探讨的深化，从而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后他又引入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将“长期内通过制度变迁使形式剩余控制权与潜在剩余控制相适应而导致的经济效率提高”称为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他认为，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实际是对“剩余权”的安排问题。 运用适应性效率对制度变迁进行审视，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启示。在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不能仅从短期的视角看待制度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要考虑与时间进程中的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即长期经济增长绩效，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评价某项制度安排。因此，不仅要注重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以改进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必须兼顾提高各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效率分析 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构成之一，我国汇率制度遵循了与经济体制同样的变迁模式，即由政府主导的、强制的、渐进式的变迁；2005年之后更是按“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形成机制。从制度适应性效率视角审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这种变迁模式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效率改进 第一，有利于制度变迁的序贯性和平稳性。制度变迁是一个过程，在成为稳定的规范的制度之前，需要有恰当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形式，一方面相对原有的制度安排做出局部或一定程度的调整，另一方面逐渐接近既定的目标制度，这样才能实现稳定中的发展和发展中的稳定。同样地，人民币汇率制度向更加市场化的最终目标变迁过程也需要过渡性安排，如1993年之前实行的汇率双轨制，实际上就是官方汇率制度与1994年之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安排；而2005年以后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则是从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到钉住或爬行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这些过渡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保证了制度变迁的序贯性和稳定性，因此提高了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第二，有利于制度变迁对环境的适应。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每次调整或改革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的变化。1979年到1993年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以出口创汇的外贸政策为依据；1993年以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外汇体制，也需要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改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因此就有了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事实上实行了钉住美元的稳定的汇率制度，有效地抵御了危机的冲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时启动，汇率水平小幅持续上升，但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止了这一过程，直至2010年6月我国又重新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