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破国难VIP

共破国难 2011年第20期 　　旧式外交的绝望终结 　　 　　一位晚清外交大臣之死 　　1902年2月20日，俄国圣彼得堡。清朝驻俄公使馆里，一位面容憔悴、饱经沧桑的老人合上了双眼，问心无愧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是清朝驻俄公使杨儒。 　　两年前的1900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年，早就觊觎中国东三省的沙皇俄国，趁机派十几万大军抢占东北，并诱使盛京将军增祺签订条约，将强占行为合法化。清廷得知增祺与俄国私下订约，大为震怒，随后派杨儒赴俄交涉。在清驻俄使馆助手陆征祥的协助下，杨儒以未获授权为借口，始终不肯在沙俄提出的野蛮条款上画押。为息沙俄之怒，已经退让惯了的清廷大员奕?和李鸿章电令杨儒画押。不画押，朝廷不高兴；画了押，必成千古罪人。几经挣扎后，杨儒作出了对得起良心的选择：拒绝画押。 　　1901年3月23日下午，在画押期限仅剩三天之时，气急败坏的沙俄财长维特在会谈中向杨儒大施淫威，对其出言侮辱，杨儒始终没有屈服。然而，堂堂一国公使岂堪受此凌辱，刚直的杨儒气愤之下几近昏倒。在走出谈判会场时，情绪低落的他不慎从台阶上滑跌，右腿和左臂受伤，回到使馆后便一病不起，直至去世。 　　杨儒是晚清一代外交官员的典型代表，他的死预示着这一代王朝外交大臣们的命运终结。在晚清时代，国门刚被打开的中国并没有自己的职业外交家，正如复旦大学的外交史专家石源华教授所说，当时的外交家同古代一样，是来自朝廷的“封疆大吏”，他们接受的教育完全是正统的儒家学说，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专门的国际关系学说和近代外交技能训练，一般也不懂外文，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对外交涉的要求。的确，没有“外交”的概念，也就不会培养外交官。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开始了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历史。而外交意识的薄弱，导致国家主权观念朦胧，“天下”即为满清王朝，是大部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大一统的“天下”观，才终于被西方入侵者用武力打破。中央党史研究???副主任、外交史专家章百家指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内敛的。在“逐鹿中原”之余，尽管有过中央王朝以征服为目的的对外侵略战争，但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对外扩张运动。而西方人的世界观则有很强的外向性，工业革命的出现更使西方文明如虎添翼。传播上帝福音的激情和由工业革命打造的坚船利炮使得殖民扩张和移民浪潮成为西方近代史的重要内容。老旧的“中央王国”和新兴的西方列强之间历史文化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后者的扩张性和侵略性要比前者强烈得多，同时也决定了两者相遇时的优胜劣败。 　　对杨儒之死，有人这样评论道：“杨儒是没有外交特识之人，颇惧与俄国决裂，然就此幕交涉之结果论，使有大功于国家。”杨儒用自己的生命将沙俄侵占东三省的美梦拖进了坟墓，也深深刺激了陪伴其交涉的年轻外交官陆征祥。多年后，陆征祥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当时可做什么？只有深自反省，默思中国先贤给我辈有志实事求是之青年所留的明训：‘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杨儒之死坚定了陆征祥背负国难的决心，而在清末成长起来、后来成为民国外交官的一代外交精英大都有着同陆征祥一样的悲痛记忆。 　　用章百家的话来说，清王朝为中国外交留下了四方面遗产。一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二是面对激烈变动的中外关系手足无措而导致的混乱、病态的外交政策。从一开始维护旧的外交模式，到后来以“忠、信、笃、敬”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寄希望于通过遵守条约和按照国际公法行事来保护国家利益，最后，李鸿章等洋务派把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与70年代后期由欧洲传入的“均势论”结合在一起，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岌岌可危的独立，并通过与某些列强结盟来阻止另一些看上去更危险的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害，但这些政策统统失败了。三是中国进入世界之后，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四是中国人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融于中国人的胸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切肤之痛，使中国人期待着，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 　　 　　新式外交官与民族国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宣布了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彻底崩溃，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自此画上了句号。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驻俄使馆，立即引起一阵骚乱。已经成为驻俄国公使的陆征祥接到袁世凯心腹梁士诒密电，期望他能联合驻外使节，电促清帝退位。陆征祥并不知道袁世凯的政治阴谋，但是长期的驻外经历，使其对清政府的不满早已深深扎根心中，杨儒之死更是让他认清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