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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与语境弥尔顿影响 　　【摘要】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弥尔顿和《阿留帕几底卡》进行去语境化的阐释，在高张自由至上主义的同时，抹杀了自由主义的多元性。所谓的“弥尔顿影响”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成分，从历史语境角度可以获知弥尔顿思想的实际影响和传承路径。通过高度语境化的解读，可以发现弥尔顿与古老的共和主义的关系，这一遗产对今日矫正自由病依然不无启迪。 　　【关键词】弥尔顿；阿留帕几底卡；语境；共和主义；自由至上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0.9; G219.19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界对于约?.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和他的《阿留帕几底卡》（Areopagitica, 1644）抱有一种定见，这种定见可以概括为“弥尔顿影响”。包括如下几个层次：1. 《阿留帕几底卡》是新闻传播思想史上的开山之作，开启了表达自由传统。2. 弥尔顿所表达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观念具有恒久的思想价值。3. 《阿留帕几底卡》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均起到巨大作用，并转化为《人权法案》和《人权宣言》。4. 约?.斯图尔?.密尔（John Stuart Mill）受此影响写下了《论自由》（ On Liberty, 1859），此书与《阿留帕几底卡》并称为自由至上主义传统的两座里程碑。其实，这种判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成分。一则见木不见林，忽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潮以及英国独特的自由传统。二则倒果为因，所谓“观点的自由市场”乃是后世人为阐释的结果。三则扑风捉影，夸大了《阿留帕几底卡》在两次革命中的影响。四则移花接木，将弥尔顿与密尔直接联系，高张了现代自由至上主义，却抹杀了古老的共和主义遗产。 　　在思想史领域，一直有两种阐释存在，其一是“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也就是“哲学地阐释思想”；另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也就是“历史地阐释思想”。前者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支持阐释者自身的观点，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者所处的历史语境，旨在解决的也是阐释者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由于功利性使然，容易神化圣化阐释对象，掩盖差异和矛盾，附加过多的意义和价值。而后者追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试图在历史中解释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对象所处的历史语境，旨在探究的也是阐释对象在具体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采取的对策。由于过于追求历史客观性，反而容易迷失在史料的丛林，有放大差异和矛盾的倾向，失之于碎片化和庞杂化。客观而言，合理的解决之道应该是二者的结合，以限度意识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惟其如此，才可以既避免过度阐释的危险、又防止食古不化的弊端。 　　在这个意义上，学界耳熟能详、却又一笔带过的“弥尔顿影响”，一直过于依赖“去语境化”的阐释，简化了思想体系内部的矛盾。所以，补上“高度语境化”的一翼实属必要。 　　 　　一、中国语境下的弥尔顿 　　 　　在我国，对弥尔顿的译介一直相当积极，比如早在解放前就有《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译本，50-60年代不仅翻译了弥尔顿的大量文学作品，商务印书馆还陆续译介了弥尔顿的著名政论，1958年出版了《论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这个译本的末尾加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弥尔顿”辞条，为中国读者理解此书定下了基调。在该辞条中，作者简单地将弥尔顿的矛盾之处归纳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也没有提及弥尔顿在克伦威尔政府中担任首席出版检察官的事实。这种解释避讳了弥尔顿“黑暗的另一面”，无形中也阻碍了对弥尔顿思想的深入挖掘。受左倾思潮影响，我们对弥尔顿的阐释遵循着恩格斯（F.Engels）的评价――“第一个为弑君作辩护的人”；以及别林斯基（Belinsky）的思路――敢于反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简言之，就是强调弥尔顿的“革命家”身份。 　　步入新时期之后，大量的西方著作涌入中国。这其中，有三本西方著作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弥尔顿的阐释。 　　第一本是美国传播学经典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1956），此书于1980年出版中译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西方新闻传播学著作。威尔?.施拉姆（Wilbur. Schramm）指出：弥尔顿“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论点”；从弥尔顿的思想出发，“形成了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以及‘自我修正（self-righting principle）过程’的概念。”（施拉姆，1980：p.51）[1]由于施拉姆是西方传播学的奠基人，他对弥尔顿的这个评价奠定了学术界将弥尔顿与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