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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庸风暴”能否治庸 　　今年以来，湖北、湖南、山西、新疆等地都开展了针对公务员队伍的“治庸”、“治懒”、“治散”行动，声势最大的，是要“打造全国发展软环境最优城市”的武汉市。这项活动由市委书记阮成发发起，阮成发并亲任“责任风暴”、“治庸计划”领导小组组长，高调宣传目标，曝光初步成果，自上而下的“风暴”席卷了武汉市各区及部门。 　　 　　“治庸”行动的背景 　　武汉“治庸”行动有两个背景，一是要优化投资软环境。武汉市是九省通衢，内陆特大型城市，传统老工业基地，高校数量全国前三，但经济发展一直上不来。 　　以前，武汉人曾抱怨国家在改革开放后，先发展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给中部地区政策不够。但现在国内各地的政策优惠已然趋同了。而且当初所谓的鼓励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国家也给过武汉，如东湖开发区和沌口开发区的设立、“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等。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根源慢慢显露出来，就是武汉自身的投资环境不行，公务员服务水准不高，办事效率低。 　　武汉的投资环境一直不算理想，不光世界500强来得少，与广州、杭州等经济发达城市相比，武汉的中国500强企业数量也不多，整体经济规模偏小，经济效益也不够好。有人把武汉的投资环境比喻成扑克牌里的J、Q、K，J代表把你勾进来，Q就是把你圈起来，K是把你干掉。外来资本初入时，有关部门许下美妙诺言，进来后陷入罗网，最后企业无可奈何，干不下去。 　　武汉这种投资环境，一是有“码头文化”的因素。武汉商埠历史悠久，做小生意的人多，且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强化了利益驱动，习惯了凡事考虑眼前利益，考虑小圈子的利益，不是放水养鱼，而是要得到直接的、即刻的回报。二是政府养的公务员太多，财政供给不足，要靠卡、管、要来养，办事层次多，叠床架屋。一位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称，该企业扩建厂房，跑了10几个部门，费时半年盖了20多个公章，等手续办完，却错过了市场机会。 　　2002年，武汉市政府曾成立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投诉督办中心，简称“改软办”，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各责任??位及其工作人员工作作风、行政效率、行政行为、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的行为的投诉，但看来收效不算很大。去年武汉市政协组织的一次调查表明，32%的受访者认为武汉行政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样的罚款少的500元，高的数万元。而近1/4的受访者认为，涉企行政检查中仍然存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吃拿卡要、重复检查等现象。因此，这一次，武汉市要抓住目前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机遇，大力优化投资环境。 　　二是政治人物的自我期许。去年因为同时开工5500多个建筑工地被起绰号“满城挖”，却坚定表态“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强力推动了这次“治庸”行动。武汉“治庸”具有鲜明的“阮氏风格”。 　　今年4月2日，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的武汉办公会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长子计划”，他将武汉喻为湖北的“长子”，说再困难也要扶“长子”，全力支持大武汉复兴。 　　4天后，阮成发就在武汉发起了“治庸”风暴。虽然之前武汉市曾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又委托媒体专题采访，形成了一份专题调研报告。阮成发说他“连续几个晚上看调研报告，看后几乎彻夜难眠”，但时间上的巧合，难免不被看作阮成发对此次省委领导青睐武汉的回应。武汉经济在湖北省长期一家独大，GDP占全省1/3。武汉市在经济上、政治上素有特殊地位，过去一直不太愿听省里的话，省里亦有心无意地打压武汉，一些引进项目宁愿不给交通、人才、区位等优势明显的武汉，而是放到了襄樊、宜昌等城市，双方积怨甚深。直到最近10来年，省、市关系才不断改善。 　　随着长江经济圈新一轮发展由上海向武汉、重庆转移，湖北省委、省政府也急于发展武汉，以便发挥龙头老大对全省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一批大型、超大型项目都放在了武汉周边。今年上任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对省委领导特别尊重，省市关系进一步和谐。武汉“治庸”，也是阮成发对省委领导期待、厚爱的积极回应。50多岁的阮成发，今年年初由武汉市长转任市委书记后，对自己的仕途应该还有一个内心期许，希望在官场上做出更大成就，留下更好名声。 　　“治庸”行动不涉及路线、立场、政治派别的选择，有一定的安全性。不管对上级领导还是普通百姓，“治庸”都是个听起来无害的事情，这个办法简单、迅速，容易办到，引人注目，在政治上会得人心。另外，“治庸”风暴不是治民，而是治官，老百姓对公务员队伍的作风也素有怨气，也蛮喜欢治治他们。这从武汉市开通“治庸”投诉热线后，当天即接到各类举报、意见等167件次，其中投诉举报类144件次，“‘治庸’投诉热线热得发烫”中当可看出。 　　 　　“治庸”缺乏法治底蕴？ 　　在本地媒体关于“治庸”行动的大规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