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docVIP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摘要]“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李大钊；胡适；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观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079－06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最早系统地向“五四”知识分子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作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它不仅揭示了“五四”知识分子何以选择、接受共产主义，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运动方向的确定，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起了先导性作用。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术界一般把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欢呼“十月革命”、宣扬布尔什维克主义到1919年下半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李大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时限。这当然尚非定论，还有必要深入探讨。本文想探讨发生在1919年下半年的李大钊与胡适之间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确立的影响，并由此出发提出一条确定李大钊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思路。 　　 　　一 　　 　　1919年6月11日，《新青年》、《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胡适接掌《每周评论》，并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期《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知非(公武)率先在《国民日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与胡适商榷。李大钊因受北洋军警监视，于7月20日回乡避难，但出京时读到当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后从隐居地昌黎五峰致信胡适，表明自己对“问题与主义”问题的看法。此信由胡适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此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37期上刊载《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回应蓝知非和李大钊的批评。这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李大钊与胡适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这场发生在“五四”进步知识分子阵营中的论战自然成为现代思想史的重要话题。又由于论战发生在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加之胡适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立场，因而这场论战历来被定性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尖锐冲突的揭幕战。或许是出于对以往关于此事评判的过分意识形态化倾向的反思，近年来很多学者热衷于就此做“翻案”文章，或提出胡适的批评对象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或认为这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而非“政治论战”，或多强调胡适之说的普遍意义。董国强先生2004年发表的《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代表。文章强调李、胡之争“都是学术的而非政治的”，认为李大钊参与论战是误解胡适，而论战之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评价”受胡适的“影响甚深”。由于该文涉及到“问题与主义”之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予以辨明。 　　整个论战过程，参与者李大钊、蓝知非只各发表一篇文章，胡适却意犹未尽地“三论”、“四论”。董国强先生对此解释是：李大钊参与论战是“误解”胡适，而由于“当时李、胡二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巨大空间”，且双方的观点又不是“针锋相对、不可兼容的”，所以，“当胡适在《三论》、《四论》中对李大钊的《再论》作出积极的回应之后，李大钊便不再提出异议，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就此平息”。在董先生看来，《新青年》、《每周评论》同人之间观点虽有歧异，“但这种歧异通常是建立在对对方观点及其内涵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胡适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时，李大钊正在外地一个偏僻的深山里休假。……我们可以推知当时他与胡适之间的交流也因这种不便而暂时中断”。董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开篇就明白地表示自己在出京时即已拜读胡适大作。这说明胡适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李大钊尚在京。至于胡适“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是否像董先生所说的那样事先在《新青年》圈子里“通过聚会和通信相互交流信息和各自的思想”，“有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