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与李大钊.docVIP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与李大钊 　　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李大钊是要谈“主义”的。这就直接引发了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一 　　 　　1917年9月和1918年1月，胡适、李大钊先后进入北大。比李大钊小2岁的胡适(胡适生于1891年，李大钊生于1889年)，此时是北大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三门学科的教授，风头正健。而此时李大钊仅是北大的一名职员、图书馆主任，还未兼任教授，其影响不能与胡适相比。不过，胡适的性格、为人处世决定了他对待李大钊这位新同事的态度，何况二人之前已互闻文名；更为重要的是二人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认识一致。例如，他俩都注重自身人格道德的修养，所以，在1918年都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二人都对底层劳动群众抱有深深的同情和关怀；都反对复辟帝制和专制政治，赞同民主；都主张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努力用新文化代替旧文化；都主张解放妇女，遵守道德婚约，“糟糠之妻不下堂”；……正是这些思想和立场的一致，使他俩不约而同地走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并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在这之前，李大钊在日本忙于讨袁活动，误课过多，被早稻田大学除名。这段经历使李大钊原本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感情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李大钊在日本大量阅读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和杂志，听过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课，主张将学业与“挽救民族，振奋国情”联系，形成了只有革命才能改造中国的思想，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种环境完全不同于胡适在美国所感受到的那些。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熏陶，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影响了胡适一生。对胡适思想影响最直接最具体最深的两个人，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他把一切学说都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上述二人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最终被胡适凝炼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治学格言。胡李二人不同的学术、留学和思想背景，决定了两人最初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不同角度：一个更关心文化学术，一个更关注政治法律。这是日后两人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源。 　　 　　二 　　 　　新文化运动，胡、李二人都有贡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其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则是陈独秀发动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陈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统帅，胡适则是副帅、第一大将。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顾五四新文化时，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那时，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四台柱”。可见当年，不论是鲁迅，抑或李大钊，他们的影响都无法与胡适相比。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已是1918年的事了，那年，钱玄同奉命前来请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后者从开始的婉拒，到被钱玄同说服，最终接受邀请。是年鲁迅发出了他的第一声呐喊，这就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才思泉涌，终于放射出炽烈夺目的光芒。如果不是新文化运动，我们很难想象鲁迅的发展道路会怎样。因为五四前夕，鲁迅在教育部做着不大的官，将自己封闭在僻静的小屋里，一心读佛经、辑录抄碑，似乎在蛰伏着要做一介隐士。 　　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先是担任《晨钟报》编辑，后应章士钊之约任《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1月进入北大，不久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李大钊与胡适、鲁迅不同，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陈独秀相比，他早于陈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李大钊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是《青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类政治性文章。如此，胡、李二人势必产生分歧。胡适是把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20年不谈政治”。 　　由于《新青年》主要偏重于思想文化方面，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心另外办一个政治评论的刊物，这就是1918年12月22日创刊，直接批评政府的《每周评论》。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李大钊避居乡下。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李大钊是要谈“主义”的。这就直接引发了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