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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至抗战后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 　　收稿日期：2012?11?27；修回日期：2013?07?16 作者简介：孙建华（1966?）， 男， 广西百色人， 经济学博士，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 金融史. 摘要：抗战爆发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对中小银行充实核心资本、维护信用以及政府稳定战时金融与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抗战爆发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仍偏重资本的筹集而漠视银行的转机建制及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因而存在经营非审慎、业务投机化、脆弱性高等问题。我国现有不少中小型银行类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及股份合作制银行，公司化、合并及上市仍是这类金融机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抵御风险的有效途径。金融监管部门应以史为鉴，引导公司化的中小银行类机构着力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审慎经营，而不能仅将公司化和上市作为募股集资或圈钱的手段之一。 关键词：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035?05 传统银行公司化不仅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之一，而且是私营传统银行补充核心资本的主要途径。所谓传统银行是指采用独资或股份合伙组织形式、运用传统管理方法、经营存放款、汇兑、货币兑换、发行通用银钱票、贴现票据等信用业务但名称不叫“银行”的金融中介，包括官营的地方官银钱局行号及民营的账局、票号、银号、钱庄等金融中介。所谓新式银行是指采用公司组织、运用现代管理方法、经营存放汇等信用业务名称叫“银行”的金融中介。传统银行公司化即钱庄、票号、银号采用公司组织，在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上向新式银行的趋近。 一、民初至抗战前私营传统银行的 公司化 我国私营传统银行成功改制为银行公司是在民国成立后才出现的。1915年重庆的聚兴诚商号（实为票号）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聚兴诚银行，1916年蔚丰厚票号增资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蔚丰商业银行，此后又有镇江通惠银号（1917年）、上海豫园钱庄（1919年）、北京大成银号（1921年）、长春益发钱庄（1926年）、青岛中鲁钱庄（1926年）等传统银行增资改制为银行公司。 不过在北洋政府时期，传统银行的公司化还是此类金融中介基于业务竞争和发展需要而自发采取的行 动，官方并未强制其改组为公司组织，因而票号、钱庄或银号直接改组为公司、在经营方式上向新式银行靠拢、公开设立门市、存放款利率公开挂牌、改用西洋复式记账的尚不多见，市场力量主导的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规模尚小。 20世纪30年代，钱庄的经营环境恶化，各地发生“钱业剧烈的崩溃”，政府对银钱业的监理也因此变化并加强。为稳固银钱机构的信用及经济金融，南京国民政府于1931年3月28日公布《银行法》，其中第二条规定银行类机构应采用公司组织，“并限合伙组织之银行，于本法施行后三年内变更为公司之组织”。1933年11月9日，伪满洲国政府颁布《银行法》，强制整顿银钱业，并要求所有经营金融业务者，务必在1934年6月末之前提出申请，经两次调查核实后，重新发给营业执照，而且不许独资经营，必须在一年内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对不符合条件者限令关闭。对新设银行，采取严格控制的原则，以其资产信用必须绝对真实可靠为条件，组织形式必须为股份制，资本金按城市规模大小分为4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和10万元以上四个档次。受此影响，关内外银钱机构改组为公司的现象有所增加。 上海的益丰钱庄、泰和银号，四川的康泰祥银号、和成钱庄，东北的福顺德银号哈尔滨分号、功成玉钱庄等传统银行均在此时增资改制为银行公司。1929年及20世纪30年代，北平也有3～5家传统银钱组织先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1935年天津的启明银号也 由合伙组织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此时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数量虽有所增加，但由合伙组织的钱庄、银号改制而成的银行公司大多采用无限责任公司组织，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还很少，这不利于降低投资人的风险并鼓励其扩大银行的投资规模；此外，私营传统银行合组银行公司的事例还很少见，由传统银钱组织独自公司化而成的银行公司资力依然薄弱，信用不稳固。 二、抗战期间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 抗战期间，银钱业营业环境恶化，我国各地仍有部分传统银钱机构基于业务发展、应付挤兑和通胀的需要而主动改制并增资为公司组织。例如福州升和钱庄资本家罗勉候任福州商会会长期间，中南银行老板黄奕住等人即有意与罗氏家族合作，拟将该钱庄改组为公司组织。抗战后期，罗家按《公司法》的规定，以升和钱庄为基础，成立了升和钱庄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又计划吸收外股，将升和钱庄改组为福州海南实业银行，该计划已获得国民政府批准，但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