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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调、竞争和冲突并存21世纪中印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与南亚最大邻国印度之间的关系虽然也经过了数轮起落，但总体而言呈现出安全单维特征。中印两国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时，无论是边界问题还是对待南亚其他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的态度，往往把安全作为第一甚至唯一的考量要素。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双方的政策基本上在对抗与不对抗之间摇摆，而至于因为各种机缘确定了暂时不对抗的策略以后，双方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似乎不对抗就已经令北京和新德里满意了。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却出现了相当引人注目的变化。双方在安全领域继续互不信任，经济合作却不断得到提升；边界问题上展开了10多轮“特代”会晤，除了多年前就确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以外，始终裹足不前；中国终于承认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而印度也确认了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的立场――在中印建交后的半个世纪里，印度很少使用西藏自治区这一概念，充其量用简称西藏指代，不过同时印度依然容留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由于相对于伊斯兰堡的力量优势越来越大，印度不再经常性地要求中国澄清自己的巴基斯坦政策并非针对印度，但日益自信的印度又开始纠结中国是否接受印度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中国则一方面高度重视印度在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肯仿效其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公开赞成印度“入常”――其实其他四国也从未公开承诺印度“入常”应该享有至关重要的否决权；非常能说明中印关系矛盾性的一个现象是，两国领导人用相对频繁的高层接触反复强调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更不是对抗敌手这一认知，而两国的媒体在提到对方的时候，却十有八九没什么好话。 20年来，中印关系发展迅速，成就斐然，然而也矛盾重重，双边关系中出现了许多互相冲突互相掣肘的要素。这是此前将近半个世纪未曾出现的。 如何认识20世纪最后十年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中印关系，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未来将会怎样，能否从定性分析的角度为中印关系概括出一些基本特征，甚至是否有必要进行此类尝试，都是存在争议的问题。 现状：“四C并存”的中印关系 对于国家间关系来说，尽管涉及的维度可能包罗万象，从军事安全到水资源开发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就任何一个维度下的关系性质而言，则无非以下四种：冲突（conflict），指的是两国之间的零和博弈，这种情况下一方取得相对优势就意味着另外一方的绝对利益受损；竞争（competition），虽然不一定零和，但一方的相对优势至少意味着另外一方的相对利益受损，比如影响力的下降、话语权的被抑制等等；协调（coordination），双方的利益尽管存在矛盾，但双方都或者认为不值得引发对抗的风险而愿意搁置争议或处于追求共同利益而分担成本――这种分担不一定是均等的，搁置争议所蕴含的代价也是如此；合作（cooperation）则是一个追求双赢的过程。 从冲突的赢输（win-lose）到合作的双赢（win-win）基本涵盖了国家间关系双方的行为预期。而任何一对大国关系都不是单维的，双方在确定对对方的政策时，总要考虑多个参数，最终试图制定出一套符合自己利益预期的行动策略。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一个排序的过程。首先确定哪个或哪些国家更加重要，然后确定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哪些参数或维度更加重要。 中印关系自然也不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的对外政策决策者在想到喜马拉雅山对面的邻居时，就必然要在许多参数中进行排序。中印关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按照维度和关系的性质可以概括成本页表格。 这一看上去有些杂乱的表格实际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不难注意到，在中印关系当中，能够合作或者已经处于合作状态的往往在一些安全敏感度很低的维度，比如说环境问题、人文交流等等，而越是具有安全色彩，双方的对抗情绪就越强烈。 由此，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或许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即20年来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每年7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到底是淡化了双方半个世纪以来的安全对立，抑或只是掩盖了这一问题？进一步需要被问及的理论性问题则是，双边关系中即使涉及人文与经济的合作比重不断加大，是否必然能为两国的安全冲突与竞争加高门槛？中印之间可协调与可合作的领域能否化解至少是有助于平衡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呢？ 答案未必令人感到乐观。至少目前两国之间的实际态势无法支撑对这些问题的乐观主义回答。20年来，尽管双边关系发展迅速，然而双方始终在小心翼翼地回避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问题，即涉及1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印边界争端。双方都很清楚，在领土问题面前，一切努力营造的友好气氛都经不起考验。2013年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前夕，中印两国在荒无人烟的拉达